在體制機制層面——　

　　應急管理體制機制的健全提上了日程,目標是進一步加強各級應急管理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建設,建立健全統一指揮、反應靈敏、部門協調、上下聯動、平戰結合的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　

　　防災減災國際合作機制進一步受到重視。汶川地震后,我國首次在重大災害中接受國際援助。目前,甲型H1N1流感疫情正在對人類公共衛生安全構成嚴峻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特大自然災害的影響往往具有跨國擴散性,加強應急管理的全球合作至關重要。　

　　公共危機社會動員機制成為各界研討的新課題。在汶川地震救援過程中,社會動員發揮了突出作用。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等力量凝聚在一起,共擔責任,共克時艱。這一成功經驗正在得到總結和提升。　

　　應對重大自然災害,是國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適應時代要求的災害防控戰略體系?人們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著新的探索。　

　　災后重建的方式進行了新的嘗試,“多元化”成為突出的亮點。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包攬災后重建的方式不同,這次災后重建,在群眾自力更生、地方主導、中央支持的基礎上,廣泛發動社會力量投入重建,運用市場杠桿,鼓勵各類企業參與到災后重建中來。這種辦法已經取得明顯成效。　

　　災后重建“尊重科學”主線始終如一。按自然規律辦事的自覺性在實踐中不斷提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日益深入人心　

　　2008年12月20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圖書館里,溫家寶總理向同學們講述了他在汶川地震中的親身感受。談到處理堰塞湖我們不得不向外國租用米-26直升機時,他說:“這很刺痛我的心”,“我們應該立志,讓中國自己的直升機能夠制造出來。”　

　　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實踐,給人們上了尊重科學的一堂大課,使我們對客觀世界規律的認知和把握前進了一步。　

　　衛星航拍、生命探測儀、空中通道……和過去的歷次救災相比,這一次,科學技術顯示出了強大能力,成為抗擊天災的有力支撐。　

　　掌握科技“武器”的能動因素在人。抗震救災中體現出的科學精神,體現在宏觀層面的指揮、統籌、決策、調配,也體現在洞察排憂解難之中的關鍵環節,體現在對難易輕重數據規模的把握。　

　　科學來自于對災難的充分前瞻和估量。“上萬種應急預案是抗震救災的‘第一功臣’。”一位參與應急指揮的人士回憶,在災后交通、通訊阻斷的背景下,千頭萬緒的救災工作之所以忙而不亂,正得益于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各種應急預案的完善。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人類是大自然的一員,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實踐中不斷認識自然,在順應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合理開發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諧相處中發展自己,是人類生存和進步的永恒主題。”　

　　一年來,在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過程中,“尊重科學”的主線始終如一。　

　　2008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批復了中國地震背景場探測工程項目,標志著國家防震減災規劃確定的國家地震安全計劃的實施邁出了第一步。這項工程旨在提高我國地球物理監測分析能力。　

　　去年8月,中國地震局對我國地震速報時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震短臨預報仍是世界公認的科學難題,人類無法控制地震的發生。但是,人在地震面前并非無可作為,關鍵是要自覺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　

　　尊重自然、尊重規律、尊重科學——2008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做好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工作的指導意見》,上述“三個尊重”被鄭重寫入。　

　　去年9月,《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總體規劃》正式發布,其最大的亮點之一是首次使用了“功能分區”的概念。　

　　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綜合評價,按照國土開發強度、產業發展方向以及人口集聚和城鎮建設的適宜程度,規劃區國土空間被劃分為“適宜重建區”“適度重建區”“生態重建區”三種類型。　

　　“承載責任的前提,需要有科學謀劃,亦需要科學建設。這當中交織著對災區百姓、對子孫后代、對歷史的重大責任考量。”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　

　　這是我國首次針對某一災害編制國家級重建規劃,它的編制過程本身就充分體現了科學精神。出臺前不僅經過嚴謹的評估論證、問卷調查,而且用中、英兩種文字向世界發布,全球征集意見。完全有理由說,這一規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在重建中獲得新生的災區,不僅恢復原貌,而且大量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管理、理念,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換代,吐故納新,在新的起點上開始了更高水平的發展。　

　　王一鳴說:“過去,人們習慣把自然災害視為人類的‘天敵’。而今,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在宇宙中人類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我們必須學會順應自然,努力與自然和諧相處,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趨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