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困難又來了。

　　“這件事情是法院出頭來做的，要和各個行政機關協調，力不從心，很讓人頭疼。”當時的情況，余文唐戲稱是“熱臉貼了冷屁股”。

　　很快，法院的“調解銜接機制”被政府看中，列入了莆田市的“十一五”規劃。“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余文唐說，調解銜接工作成為向黨委匯報制度的一項內容，莆田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縣區委分管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對調解銜接工作進行領導協調，還給予了經費上的支持。

　　人力和財力都得到了充實，莆田中院此時從“調解銜接機制”的推動方退到了參與方的位置，“由政府統一統籌，做事情更方便。”

　　“整個過程里，法院始終緊緊依靠市委的領導和支持，莆田的調解銜接工作能夠取得成功，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經驗。”余文唐認為，當地政府給予的“制度保障”，才是這場改革真正的“幕后推手”。

　　從冷到熱的“調解”

　　“關于調解機制的討論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們也對莆田的情況專門做過調研。”向國慧說，她自己就到莆田呆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介紹說，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在國外主要有“政府主導型”、“社會主導型”和“法院主導型”三類，莆田的調解銜接機制屬于“黨委領導下的法院主導型”，這是一種新嘗試。

　　實際上，莆田的“試驗”很早就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

　　“2006 年六七月，最高院司法改革辦公室的副主任蔣惠嶺跟我們聯系，覺得我們的銜接機制挺有意思的，跟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第二年6月，司改辦又在莆田組織召開了全國范圍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座談會’。”

　　那次座談會上，大家都認為，眾多社會矛盾糾紛涌向法院，法院的負擔太重，應該盡快建立一種節約、高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有助于社會“自我治愈”的調解，應當發揮更大作用。

　　在向國慧看來，法院調解從熱到冷，又從冷到熱，這種司法政策的反復，正好反映了司法改革中審判方式改革的一種必然。“對于解決糾紛來說，調解是有生命力的。更重要的是，這種理念的轉變表明法院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人民和社會是最終的受益人。”

　　對“莆田模式”，余文唐自己很有信心，他希望研究司法改革方案的部門，能夠吸收莆田的一些經驗。

　　“對于我們來說，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的‘模式’沒有太站得住的法律依據，或許這輪司法改革能解除我們的憂慮。”他充滿了期待。（米艾尼）

（責編：謝添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