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9月26日~27日，以“女性賦權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第二屆尼山世界女性論壇在山東曲阜召開，共有80余名中外嘉賓與會。“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分論壇既在全球層面上關注“2030議程”與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相輔相成的關系，也關注各社會組織在消除性別暴力方面采取的行動，并對系統地存在于我們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中的不可見因素進行討論。

　　■ 卜衛

第五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于2018年9月26日~27日在山東曲阜隆重舉行，第二屆尼山世界女性論壇同期發聲。筆者從云南匆匆趕往女性論壇的分論壇“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在云南我對一位家庭暴力幸存者進行了回訪。這是我第三次訪問她。她生活在農村，1984年由于“以暴制暴”入監。2000年開始的中國法學會反對家庭暴力網絡與河北婦聯合作，于2004年3月8日幫助她獲得假釋。這一路上，我們一直在反思：我們的法律框架及各種社會網絡，能否及時地處置性別暴力問題？能否有效地支持基于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或幸存者？今天，在已經擁有反家庭暴力法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認識基于性別暴力和歧視的問題并采取行動？

全球層面：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中的性別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分論壇上，來自聯合國婦女署北京辦公室的楊睿侃和郭瑞香將性別暴力與歧視議題納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框架中進行分析。

楊睿侃談到：《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簡稱“2030議程”）的三個跨領域維度對成功實施促進性別平等的措施非常重要：第一，女性的權益和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第二，“2030議程”的普遍應用及“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承諾；第三，“2030議程”有潛力向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問責。因此，我們有可能在全部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納入社會性別分析指標，通過改善性別數據統計和分析，優先考慮促進性別平等的投資、政策和方案，加強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制度和實施流程問責來促進國家和區域層面的性別平等。

郭瑞香認為，在世界各地，雖然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仍然是最嚴重的侵犯人權情況之一，但卻是人們最常容忍的問題之一。這既是性別不平等和歧視的原因，也是這一問題的后果。她總結說，至2015年，已有125個國家制定了反對性騷擾的法律，119個國家制定了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但僅有52個國家制定了反對婚內強奸的法律。立法并不意味著反暴力的結束，我們還要考慮：如何有效地實施反家庭暴力法、如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及有效地防治針對困境兒童的性侵犯、是否要制定反對校園暴力法、反性騷擾法以及完善民法、婚姻法以立法制止早婚等。我們還要大力開展創建健康性別關系，鼓勵青少年，特別是男性，參與預防和制止性別暴力活動等。

國際和平與可持續發展聯合會主席莎莉·卡迪爾( Sally Kader)在會上說明，性別暴力造成了對健康、人的尊嚴、社會安全和受害者自主性的嚴重損壞，是社會發展的巨大損失。她提議要抵抗性別暴力的沉默文化，為婦女和女童提供一個發聲的平臺，因為平臺本身就是反對任何不公正的重要武器。

法律背后：系統的不可見性

“系統的不可見性”一詞來自芬蘭反暴力和健康專家斯卡·佩圖（Sirkka Pertu)。在法律的背后，仍然有諸多因素影響著我們消除暴力。而這些因素，是不可見的，而且是系統地存在于我們的社會結構中，存在于我們的意識形態中。

民進中央婦女兒童委員會副主任、法律援助專家李小波認為這些因素——原生家庭的暴力代際傳遞、根植于文化傳統中的性別歧視、社會高容忍度以及法律未能有效支持，使受暴者喪失了反抗精神或反抗的行動能力，難以得到來自社區或社會的幫助。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教授林建軍則揭示了另一種“不可見”：挑戰傳統性別文化不符合性別常規的人常遭到排斥。她認為傳統的性別文化仍具有強大慣性，并試圖努力維系舊有的一切，將所有挑戰視為性別失范行為，對行為人加以歧視、排擠，甚至施加性別暴力。性別暴力作為權力控制手段，并非單一表征為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而實際上是對所有藐視傳統性別文化、顛覆性別常規行為的恐懼進而施加的控制。

芬蘭反暴力和健康專家斯卡·佩圖提出了一個“不可見”的群體——老年婦女。一些針對婦女的暴力數據實際上不包括有關老年婦女的數據。斯卡·佩圖稱之為“系統的不可見性”。這種“不可見的”系統表現為一個循環：專業人員相信暴力不會發生在老人之間——缺少衡量老年人的暴力辨識指標——專業人員很少將傷害困擾等與年齡聯系起來——專業人員沒有提供機會與老年人一起發現暴力——“不可見”持續，老年人自己未能發現暴力而忍受暴力——暴力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專業人員仍然相信在老年人中間沒有暴力……斯卡·佩徒介紹說，我們要賦權老年婦女，首先要幫助她們認識到暴力，要給機會去披露，這是消除針對老年婦女暴力的開始。

應對暴力：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反暴力不僅要修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法制化是暴力防治工作的基礎。

來自中國臺灣暨南大學的沈慶鴻教授表示，法制化是暴力防治工作的基礎。臺灣20年間經歷了5次修法：包括擴展暴力類型，如從肢體暴力到包括跟蹤、控制、脅迫、經濟控制等。其服務保護措施從暴力通報、危險評估、安全網/保護令、庇護安置，一直到對受暴者的支持性就業，是一個賦權受害者的過程。但她們從服務的角度發現，家庭暴力通常是高通報率低開案率。半數受暴婦女不愿意接受她們的服務。這已經不是有法律或沒有法律的問題。因為調查發現，受暴婦女求助的阻力在于：怕丟臉怕影響孩子、怕報復、怕沒有經濟支撐等。針對這些問題，臺灣的社會組織就去做社區能力培養和男性參與，不僅提升第一線人員如醫護人員和警察等對暴力的敏感度，也注意改善社區文化和建構友善社會環境，做到當一個婦女求助時，社區都會給予溫暖支持。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曦影團隊實施的“校園性別暴力預防項目”更注重青少年學生的參與。她們的研究團隊采取了“三位一體”（性教育、預防性別暴力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的行動研究。行動研究的主要行動包括：嵌入式社工，陪伴式成長；開發《橙志手冊》和《社交媒體手冊》，以及培養同伴教育者。碩士社工進入和同伴教育有利于建立一個校園支持網絡。

另一個社會支持網絡的成功經驗分享來自湖北省監利縣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的萬飛。他們用兩年時間，尋訪100多受害人，結果發現：受暴婦女在報警、求助娘家、求助婦聯、到法院起訴離婚等方面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障礙，其職能部門干預家暴問題存在的主要困難有：信息壁壘——各部門間無聯系通道，無法交換信息；處置獨立——各管各的事，互不往來；受害者需求多元——受害人有心理、法律、社會等多類需求，各部門職能有限，都無法獨立滿足其需求等。針對這些困難，維權協會逐一設計解決方案，以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如：打破壁壘，實現信息共享，整合資源，建立聯動機制，采用行政和民間方法相結合的方式，推動“婦聯+公安+社會組織+”的聯動模式，讓政府資源作用最大化。

再回到筆者在云南遇到的幸存者個案，這個個案如果一開始就有這種系統的“可見”和專業服務，包括：暴力通報、危險評估、安全網/保護令、庇護安置、經濟賦權和支持性就業等，那么，“以暴制暴”是否還會發生？系統“可見”、來自社會支持網絡的服務是否能被所有受暴者接受并能有效地阻止暴力，都值得我們去繼續探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