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桂云

世上沒有無問題的家庭，有多少個家庭，就有多少種家庭問題。

家庭作為社會肌體的細胞，必然攜帶著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烙印。當代中國家庭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圖譜。不少心理人嘗試為當代中國家庭“畫像”，譬如胡慎之老師就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家庭公式”：缺失的父親+焦慮的母親+失控的孩子=中國式家庭。

聽了很多個家庭故事，接觸了很多個困惑的父母，我經常思考這樣幾個問題：什么樣的家庭才算是“問題家庭”？“問題家庭”與正常家庭有什么不同？正常家庭中父親、母親的職責是什么……我把自己看到的中國式“問題家庭”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失衡、失能、失序。

失衡：“大家長”的權威

“如果說我們家有民主的話，那么爸爸的一票相當于兩票。他決定我們晚飯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顏色，家里的錢存什么銀行，客廳那臺贊尼詩牌黑白電視機應該調什么頻道。”

這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米奇·阿爾博姆在《一日重生》中描述的一個場景。這種場景如果你覺得很熟悉，那么你可能生活在一個結構失衡的家庭里。

在這種家庭里，一般會有一個“大爸爸”，或者“大媽媽”。他們的精神體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與他們共居一室的伴侶和孩子，只能讓自己盡可能地弱小，如此才能獲得一點點寬松的生長空間。這種情景，就像一只大象與兩只小兔生活在一起。

向日葵媽媽正受困于這種“兔子生活”，凡事無權作主，整日小心翼翼。她講了一個發生在他們家的故事。

一天晚上，她帶10歲的大葵和6歲的小葵在公園里騎自行車。自行車是當天給小葵新買的，他的舊車子太小了。小葵騎得飛快，大葵在旁邊跟著奔跑，兩個孩子的歡笑聲灑落在昏黃的路燈下。這時，手機響了，是向日葵爸爸。他晚上有應酬，剛結束，要來公園找他們。“爸爸要來了！”這句話像一輛收割機，將孩子們的快樂齊刷刷地斬斷。三人坐在長椅上，都不再說話，一種無聲的不安隨著秋夜的涼意在彌漫。

向日葵爸爸從車里下來，看了看安靜地坐在長椅上的娘兒仨，有些慍怒地問：“這么晚了為什么還不回家？”忽然，他的視線被什么牽住了——垃圾桶后面有什么東西在反光。“那是什么？”順著他的目光，向日葵媽媽看到了藏在那里的自行車，她沒留意兩個孩子什么時候干的。“噢，是我今天給小葵買的自行車。”她故作輕松地說。“他不是有自行車嗎？”爸爸的聲音中怒氣又深了一層。“那輛太小了。”媽媽連忙解釋，兩個孩子縮成一團。“就知道亂花錢！我掙錢容易嗎？今天又陪客戶到這么晚……”

向日葵媽媽十分沮喪，半小時前的輕松快樂，落葉般地墜向黑暗的地面。“我在買車子時就已經預料到這一幕……”她覺得兩個孩子的快樂，在向日葵爸爸的心目中，甚至比不過一輛自行車的分量。

在很多家庭里，都有這樣一個專制的“大家長”，可能是爸爸，也可能是媽媽。“大家長”把控著家庭的經濟大權，支配著所有的家庭資源，影響著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喜怒哀樂。在極度失衡的家庭里，“大家長”是家庭王國的一國之君，他們的話就是“圣旨”，絕對不允許辯解和反抗。誰敢挑戰他們的權威，就會引發家庭的地震、海嘯或雪崩。

“大家長”不遺余力地構建一個共同體，試圖讓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凝固成一個身體，且所有人都得共用他的腦袋，由此滿足他的全能自戀感。他像支配自己的身體一樣，隨意去支配別人。“大家長”不僅侵占并掠奪其他家庭成員的生存空間、心靈營養，他們也在有意無意地扼殺他人的精神生命。兔子要與大象和平共處，要學會熄滅個人獨立意志，做它身體的一部分。

因此，在結構失衡的家庭中，我們常常看到一個暴虐、控制或自戀的“大家長”，一個懦弱、抑郁、疏遠、沒有幸福感的伴侶，和一個要么軟弱無能，要么反叛偏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