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薪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詞，而且每到年底就是一個瘋狂的發作期，而且每到年底就呈現出遍地開花的井噴態勢。當欠薪成為一種流行趨勢，討薪也就成為一種被動的應對。討薪不再是勞動者的事情，參與討薪的既有勞動部門、也有工會組織，參與討薪的既有基層社區的工作人員，又有共和國的總理。然而討薪是年年依然上演的一個節目，就像是以前我們知道有春節，后來又有了春節晚會，春節晚會后來又成了春節的一道大餐。難道討薪也成了勞動者春節的一道大餐？

在今年1月4日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年終工作會議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會議上的“發飆”，怒斥欠薪的老板沒有良心。可是在這種怒斥的背后總有一絲作秀的成分，尹蔚民部長“發飆”過后就一直風平浪靜。直到本月2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才發布消息稱，該部與發改委、監察部、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在歲末的最后五天時間，能夠為多少農民工討到工資，又能解決多少勞動者欠薪的問題。欠薪老板沒有良心，部長在部門工作會議上有時間“發飆”，卻沒有時間布置下屬及時為勞動者解決欠薪問題。

農民工討薪遭遇“要死趕緊死”的嘲諷，然而“要死趕緊死”的制度更讓人絕望。孫志剛死亡事件迎來《收容遣送制度》的變革。成都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女主人唐福珍等眾多人的拆遷自焚事件，引來了《新拆遷條例》制度的出臺。然而河北農民工劉德軍自殺事件，魏汝穩被老板拖行事件能否引發《勞動法》的制度變革，能不能形成保護勞動者的權力更給李的制度。如果推動制度的變革需要更多的、更殘酷的血腥，才能促成新的制度的變革和形成，那么“要死趕緊死”的制度更讓人絕望！(季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