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我去接從老家返回福州的妹妹，沒有任何異樣的感覺。她只是說，老家接連下雨，谷子曬不出去，都發芽了，直到我把她接回宿舍坐定之后，她才說出了這一句話：

“大哥，爹歿了呢！”

好像心頭被利刃割去了一塊，傷口是蒼白的，我呆呆地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但這只是一瞬間，接著便是血的涌出，我低聲抽泣了，我呼天痛號了！同樣是泣不成聲的妹妹開始勸慰我，說正因為我身體不好，父親臨終前才交代不要拍電報把我叫回，說母親也再三叮囑，要我保重，不要過分悲慟。然而，情感的閘門已經拉開，勸慰又有什么用？

父親的身體確實很差，我在家養病期間，他已曾幾次奄奄一息，但這噩耗仍然來得突然。就在我離家之后，也曾收到過他的信，說他身體逐漸恢復，已能帶著四歲的侄兒春暉，踱步到晶如先生家聊天、喝茶、看報紙了。如果這信由別人代筆，我會懷疑，這只是他的一番苦心。然而，這信是他親筆寫下的，這是他給我的最后一封親筆信。我也曾想，這是否僅是一種回光返照，但作為他的兒子，又何嘗不希望這是他的生命的轉機呢？

何況，我的離家，總共也才兩個月。

兩個月前，父親坐在小屋間的圓桌邊對我說：“你可以去上班了”。我感到突然：“我的病還沒有好呢！”但他固執地說：“你的病已經好了，你可以去上班了?！蔽腋械讲唤猓焊喂z查沒有一次正常過，每每看到我從縣城帶回的化驗單，希望之光都在他的眼神中稍縱即逝，怎么會說我的病已經好了呢？他準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嘆一口氣說：“不是我不要你在家里養病，你再在家待下去，這病是好不了了。”我這才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他的病比我重，他是擔心他的病蓋了我的病。

我就這樣被他攆出了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