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適應政務公開、信息公開的需求,滿足老百姓在“微時代”的知情權,一些代表委員的媒介素養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全國兩會是代表委員們履職的重要場合,也是對公眾進行各方面知識普及的大課堂,還是對公眾和社會進行新聞傳播的好時機。兩會的功能是復合的,不能以單一的標準看待兩會。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說,每年有幾件事能有如此高的關注度,每年能有幾次能看到如此頻繁的觀點碰撞和思想交鋒?全國兩會的這種特殊性,給代表委員提出一個嚴峻的課題,代表委員不僅要有專業履職的能力,還要有一定的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是如何正確有效的使用和對待媒介的能力。我們高興地看到,近年來,由于多方面的努力,代表委員的媒介素養有明顯提升,躲鏡頭、怕記者甚至呵斥記者的人少了,出言不遜或口無遮攔的也少了,一些身為政府官員的代表委員越來越敢于面對鏡頭——這些官員在兩會期間說的話,甚至比過去一年的公開表達還多。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從媒體報道和公開的一些信息看,一些代表委員的媒介素養在很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如此才能適應政務公開、信息公開的需求,滿足老百姓在“微時代”的知情權。

先說說話的內容吧。判斷一個人媒介素養的高低,一個重要標準是看他們如何對媒體和公眾說話。從電視和報紙中的兩會報道看,有少數代表委員對記者和公眾所說的內容,并不全是公眾關心、社會影響大的公共話題,有些是本部門內部的工作和成績報告、總結材料等。這樣的內容,怎能引起公眾關注的興趣呢?

判斷一個人媒介素養高低,還有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他們與媒體和公眾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包括遣詞造句、表達技巧、神態語態和衣著外貌等。從我們看到的公開報道來看,有一些代表委員在面對記者采訪時顯然力不從心,既無充分準備,又無平時積累。還有一些代表委員,無論記者怎樣問,都只會按材料背誦“參考答案”。

神態語態和外貌衣著也別小看,這對于受眾能否被傳播者的魅力所吸引,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全國政協委員姚明談到自己兩會期間的著裝風格時說:“我這次一共帶了兩套衣服,一套西裝上大會堂穿,一個就是這個運動衫,討論穿。”這只是一個小細節,但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外在形象的意識。此外,我還注意到,在一些新聞發布會上,一些代表委員總是用一種語速、一個腔調、一成不變的神態面對公眾,即便內容再好也讓人感覺索然乏味。

當然,最該提醒代表委員的,還是要有媒介素養的意識。參加全國兩會,就一定會有一個躲不開、也繞不過去的情況,就是面對媒體和公眾如何講話。這里有兩個極端現象值得注意:一是見到媒體和記者就躲、跑、推辭,以各種理由婉言謝絕,不說、不說、就是不說；另一種是毫無媒體意識,發言過于隨意——近些年來,一些被公眾詬病的有爭議的議案提案,往往就是代表委員缺乏媒介素養使然。

凡此種種都提醒我們,進一步提高代表委員們的媒介素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提高對媒介的認識。必須看到,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媒體無處不在的媒介化時代。全媒體、自媒體、大數據、云計算等,都是媒介化時代的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中央黨校講話時對領導干部提出六個方面的能力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所以,無論是為了更好地適應我們生存的時代,還是努力實現黨的要求,提高媒介素養都是應有之意。

其次,提高媒介素養,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學習過程。學而“實”習之,學習不僅僅是聽課背書,還有練習和溫習之意。對于提高媒介素養實際操作和練習、大膽張嘴尤其重要,有些官員雖然經常參加各種媒介培訓,但就是不肯張嘴,不愛上臺,怕見記者,這樣媒介素養怎么高得起來?

第三,人大和政協可對參會的代表委員提出要求,加強培訓。如果說履職參政是代表委員的天職,是內在要求,全國兩會期間面對媒體和公眾就是代表委員的另外一項天職,或者說,是公眾和媒體對代表委員的一種起碼要求。

我很贊賞新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面對公眾和媒體的姿態:上任不久即召開媒體見面會,全國兩會期間又出現在新聞發布臺上,不回避熱點,不怕揭短,落落大方地回答記者的提問。有人說,這是“新生牛犢不怕虎”,他當幾年部長后就不會如此了,我盼望這樣的“預言”落空,也盼望更多的代表委員和官員能坦然面對公眾和媒體,講好中國故事,講好單位和部門的故事,講好自己的故事,因為這也文化軟實力的一種。這種軟實力,有利于交流溝通,加強理解,有利于凝聚共識、匯聚力量。(作者系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

一則有關李永忠代表的新聞,近日引發公眾熱議。報道中說,作為連續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李永忠每次都帶著計算器上會,每次發言時引用的數字都達到二三十個。工作人員要仔細核實他的數據才能跟上他的節奏,他也因此在財政部工作人員中留下“有個李代表算得太細了”的印象。看到這樣的新聞,我不禁在想:“代表在數字上較真”的做法,何時才會不再是新聞?

代表在數字上較真,做到言之有據,這不僅是代表認真細致工作作風的重要體現,也是人大代表履職盡責的基本要求。比如,報道中涉及一個細節——為了提出修改反壟斷法的建議,李永忠代表科學地計算了壟斷領域的可讓渡空間。可以想象,有了這樣的數據支持,就可以讓一個看起來空洞和難以理解的說法形象化、具體化,讓代表的建議更有說服力,從而引起更多代表的附和與支持,為國家的改革發展提供重要的真知灼見。

無論是“航拍議案”首次進入兩會,還是帶計算器上會,都是代表履職中令人可喜的細節。既然是人大代表,肩負著人民的重托,承載著人民的期盼,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神圣舞臺上履行職責,就應該把人民的聲音帶到會上,并認真審議相關的重要決議文件。李永忠帶著計算器上會,每次發言都用好數據,使自己的觀點有精確的數據支撐,其實就是對自己職責的珍視。

應該看到,公眾對李代表行為的熱傳、對其態度的點贊,其實還飽含著更大的期許。這些年來,盡管我們的代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的機會更多,利用互聯網平臺等新技術、新應用來聽取群眾意見也得到加強,但是,如何進一步深入群眾,進一步提高履職能力,依然在路上,需要代表結合實際有更多的創新。

人大代表帶著計算器上會,還應引起有關部門的深思。從報道上看,李永忠是廣東某集團公司的副總工程師,應該算是比較典型的高知人群了。他參加大會發言,不少問題還需要用計算器細加計算,如果不具有李代表這樣的專業知識,又如何才能看得懂相關預算決算文件?這固然說明代表履責不容易,常常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才能勝任,同時也從一個側面提醒:一些政策文件不能“飄在天上”,必須“接地氣”。如果相關部門在日常的政策出臺時,也能有這樣的數據支撐,也能用人民群眾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話來講,想必很多政策的社會接受度會大大提高,在社會中執行起來也就沒有那么多阻力了。

值得點贊的是,為解決這個問題,有關部門已經行動起來。今年兩會,人大代表和去年一樣,拿到了一本彩圖版的《政府預算解讀》。這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聯合編寫的“解讀”,旨在用更通俗簡潔的文字表述、生動活潑的漫畫圖表,幫助代表了解政府預算,行使好審查監督權力。同時,今年的讀本還首次推出了微信簡本———“解碼政府預算報告”,緊扣代表關心的熱點話題,通過全國人大、財政部門戶網站以及財政部和新華社的微信公眾號,統一向代表推送,讓“掌上的報告”更近距離與代表互動。

可以想象,如果李永忠這樣的代表越來越多,并且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數字上較真”必然就會貫穿國家治理各個環節,成為全社會都普遍習慣的一種嚴謹態度。到那時,“代表在數字上較真”或許就不會再是新聞了。

全國兩會進行中，央視《面對面》節目播出了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峰的訪談。她坦言醫生與病人信息完全不對稱，自己看病要考慮創收和病人能否負擔得起治療費用，很糾結，指出了醫生看病太快病人不滿意有體制性原因，更提出要制止醫暴保護醫生。本人看了，挺佩服她的坦率，對醫生也多了份理解。我就愛這樣敢說真話的代表委員，他們說出了問題真相，立場公平，糾正著社會偏見，融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敵對情緒，傳遞了正能量。

聯想到每年全國兩會，總有不少“星聞”，如今年有：姚明坐特制椅子、陳道明幫記者改稿、黃宏邀請同行一起入場被拒絕。這些星聞很吸引眼球，但“含金量”有多大很難說。兩會信息量很豐富，不少代表委員說了真話、談了真問題、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議，媒體應聚焦這些“真”，追一追這樣的“星”。

跑兩會的記者是公眾的眼，請你們多盯一盯凌峰教授這樣的代表委員，讓他們成為兩會的“明星”，追星也要創新嘛。這些充滿真知灼見、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星聞，我必定瞪大眼睛好好看。

昨天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邀請人社部負責人答記者問。針對延遲退休問題，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表示，漸進式退休政策今年能制定完方案，明年報請國務院，后年正式推出。這張時間表，進一步明確了退休改革的大局。

延遲退休，從政策層面看有諸多的利好，如緩解養老金壓力、填補人口紅利下行的留白等。盡管外界對延遲退休問題的看法仍有分歧，但利弊權衡下，這一建議成了眾多養老方案中最難舍去的一個，并在一輪輪討論中一步步臨近現實。

推行延遲退休，中國并不特殊。對比延遲退休政策的海外經驗，各國情況其實大同小異，嬰兒潮一代、養老金壓力、社會老齡化，縱然決策者和承擔者未必情愿晚些退休，卻都還是面對了這個現實，因為客觀上，它確實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就政策的在地化來說，中國又有著自身的特殊性。

促使延遲退休入軌的首要因素，是爭取未來實現養老保險的收支平衡，這一點，尹蔚民在答記者問上已有提及。然而，這一評估沒有考慮“個人自愿繳納”的變量。既然要多上幾年班，也就能多掙幾年工資，晚拿幾年養老金，是領取養老金劃算還是自謀養老劃算，很多人已經在算成本賬。以現有的養老金標準、“回本”年限以及繳納情況，施行延遲退休后，可能還會有停繳養老金的現象一并出現。此類研判應對當納入政策考量范圍。

之于就業層面，不少人擔憂延遲退休會否擠壓年輕人就業空間。即使著眼長遠，從老齡化走勢上排除前述因素，“老年人上班”本身的社會認知卻是問題。說社會普遍存在年齡歧視可能言過，但從生活不同方面顯現出，一種過早邁入老齡心態的社會心理傾向是存在的。

人還沒有老，心就老了，累了、倦了、理想折翼，不如按部就班、隨波逐流，一些人老早萌生了這樣的念頭。把這種情緒帶入職場，對自己工作能力的判斷、工作效率自然大打折扣，延遲退休會正向地激勵起個人“尚且年輕”的斗志，還是迫使更多人拖著疲態延續職場生涯實未可知。反過來，社會性的老齡心態又形成了一種對老齡雇員的反向排斥，在自由選擇的勞資市場上，老年人不見得吃香，甚至很不吃香，如此一來，極有可能出現政策上延遲退休，個人卻無處營生，養老保障無法跟進的“兩不著”局面。

另一方面，形成未久的家庭內部分工也面臨打破。維持了一段時間的雙職工上班，老人在家帶小孩的模式，會因為老人上班而形成初估的成熟的“托兒”市場，還是家庭生育計劃跟隨退休延后而延遲，是社會連鎖反應里的又一變量。

像所有政策一樣，延遲退休的出臺是基于眼下的問題，給出一副因應的方子。就一對一的問題的病灶來說，這是個良方，但良方也不能避免衍生出其他的官能反應，我們不能謂之“副作用”，但在開方子的時候，必須一并考慮這些因素，思考能否承受之，如何承受之。這是每一項政策出臺的必經之路，唯其前期的研判愈詳細、愈周密，政策的行路才愈順暢。

在3月9日的政協會議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明星委員”如何通過政協平臺在文體領域發揮作用？姚明在回答這個問題后，對記者提出了批評。姚明說，他在大會堂開會甚至在小組討論時，也有記者上前要求合影和簽名，“這種態度是否正確？”這是說，“明星委員”在認真履職，并沒有把自己當明星看，反而是記者的行為讓委員“被明星”。

姚明的批評很有道理。記者到兩會上來作采訪報道，就同時發揮著對代表委員的監督作用；但記者也要受監督，代表委員對記者同樣有監督權、批評權。但是，印象中，像姚明那樣直率地對記者提出批評的，還不多見。

批評記者，也是“打鐵先要自身硬”。代表委員的自身硬，首先是提案、議案要“硬”。今年兩會姚明提交了關于體育教育的提案。為了這個提案，姚明作了調查研究，如“很多學生到了初三，連四節體育課都上不到，被大量文化課擠占。”又如“體育是語文老師教的，是一句玩笑話，但有的學校真是語文老師在教體育”，讓我們看到一些地方的師資力量的薄弱。

記者會上，一個記者向姚明提問，意思是中國籃球在世界上排名比較靠前，成績比足球好得多，你認為足球應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對姚明來說，是比較為難的，因為足球不是他的專業；但是作為體育界的政協委員，不回答也不合適。他坦言，中國籃球的排名，并不完全反映中國籃球在世界上的真實水平。世界籃球頂尖比賽，歐洲國家只有5個國家能夠進入決賽。而實際上歐洲國家籃球水平超過中國的并不止5個國家。說到足球，姚明說：“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但怎樣花錢更合理、更有效，肯定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這對我們的管理體制提出了很大挑戰。”既沒有越俎代庖，說越界的話，同時在更高的層面上提出了不同運動項目有共同性的問題。

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沒有準備的時間，完全憑你平時對有關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姚明的回答很得體，也很有誠意，在處理好不同專業之間的關系的同時，回答還有一定質量，而不是虛與委蛇，應付、搪塞過去了事。相比之下，一個前不久剛剛卸任的部長，在記者問到他職責范圍內的問題時，竟然說不方便回答，“請你理解我”；讓人大跌眼鏡。俗話說，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

記者采訪姚明，姚明批評記者，提醒更多的記者反省自己的行為；這是一個良性互動，良性循環。尤其讓人感到難得的是：一切都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下進行，沒有藏著掖著，無須瞻前顧后，怎么想就怎么說。事情雖然不大，卻無意中示范了一種陽光、健康的政治生態；這樣的政治，也肯定有利于個人身心的健康。

【應盡量通過簡政放權降低財政支付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保險的壓力；“中人”和“新人”獲得過渡性養老金和職業年金，也應得到剛性保證。】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10日舉行記者會，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副部長胡曉義對就業和社會保障的相關問題答記者問。在回答關于養老保險并軌的問題時，胡曉義表示，養老保險將來的待遇結構是“2+1+1”。即對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維持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結構；對改革前參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改革前的工作年限里沒有實行個人繳費，這段時間確定為“視同繳費年限”，在發給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增加過渡性養老金一項；對改革后參加工作的“新人”，將來退休時的基本養老金為基礎養老金與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之和，再增加職業年金作為補充，以實現待遇基本公平。

今年初，國務院公布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關于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近4000萬人與企業職工一樣需繳納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制度“雙軌制”得以破冰，養老待遇不公的制度框架初步解構。但是，僅打破“雙軌制”，還不能說完成了養老保險的實質并軌。其意義更多體現在打破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鐵飯碗”。鑒于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與企業退休人員走的是兩本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除個人部分外由財政支付，因此更有剛性保證。雖然隨著今后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規模被控制，退休人員增多，財政支付的壓力將有增無減，但相對而言，不存在企業退休人員未來可能面臨的養老收支平衡問題。更大的挑戰在于，除了行業差異形成的養老待遇差異外，還有因工作年限差異產生的待遇差異。養老保險是由“中人”和“新人”撫養“老人”，在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適齡勞動人口開始下降，撫養比逐年提高的挑戰下，不少人對未來退休后能否獲得支付穩定和待遇穩定的養老保障，存有疑慮。

“2+1+1”的養老保險結構，考慮到了改革前后的養老支付問題，同時通過以職業年金為補充養老金體系，以平衡不同年齡段的養老需求，為完善養老待遇機制，實現基本公平設置了一個有彈性的架構。這有助于養老保險的實質性并軌。但是，僅搭建這樣一個架構還不足以保證養老保險的真正并軌。以“2+1+1”中的兩個“1”為例，“中人”能否獲得過渡性養老金，與其工作年限和單位支付能力有關，存在得不到這筆補償的可能。而職業年金因為增加了單位和員工負擔，機關事業單位和有條件的企業愿意執行，多數有競爭壓力的企業未必愿意執行，而多數退休人員來自這類企業。

養老保險進一步并軌還需注意兩個問題。一方面，應盡量通過簡政放權降低財政支付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保險的壓力；另一方面，“中人”和“新人”獲得過渡性養老金和職業年金，也應得到剛性保證，既不應妨礙人員的合理流動，又要有強制性。在過渡性養老金和職業年金增加單位壓力的情況下，應適當減免相關費率。

公眾對養老保險并軌的持續關切，要求養老保險制度深化改革。而財政、稅務部門都應與人社部門共同主導下一步改革，如此，改革才能協調推進，并讓養老待遇基本公平的預期更加明朗。

【今年兩會，簡政放權依舊是焦點話題。據新華社報道，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西團審議時強調：“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體’不行，該管的事沒人管了不行”。全國人大代表、云南楚雄州州長李紅民等建議，簡政放權要考慮下面的承接能力。李紅民稱：“簡政放權后，我們行政審批事項反倒增多了。下放的項目多，取消的少，一堆堆地往下走，讓基層不堪重負。”】

審批權下放該征求基層意見

簡政放權是個系統工程，應通盤考慮、統籌兼顧。各級政府下放審批權力時，既不能“做樣子”，為了放而放，下放后則不聞不問，只圖面子上、數據上好看；也不能“卸包袱”，把那些管理難度和責任大的事項一起下放，甩掉“事權”，而應首先考慮到基層能不能承接、承接下來后如何管好的問題。

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在梳理權力紋路時從實際出發，既要擴大信息公開，就擬下放的審批權力征求基層意見，從上到下理順、明確權責邊界；也要深化改革，做好相應的對接。比如，把規劃職能從市下放到區之后，如果區一級缺乏專業人才接管，短期內又難配齊，那是不是該考慮“人隨事走”？

其次，審批事項取消、下放后，還應建立健全后續監管制度，制定配套措施、行業標準，加強事中檢查和事后稽查，并制定切實的責任清單。當然，這種檢查稽查并非繼續抓住審批權，而是要強化內部自上而下的監督管理責任，以配套制度確保權力正當運行。

據媒體報道，原屬財政部的“中介機構從事會計代理記賬業務審批”下放到省級財政部門后，財政部即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基層會計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從優化代理記賬流程、公布代理機構信息、健全代理機構退出機制及探索建立政府購買代理記賬服務制度等方面的管理措施。這就是責任的延伸。

還要警惕那種“假放”做法：或明放暗不放，繼續以備案制、許可制等方式變相加以控制；或有限下放，放權同時附加限制性條件。說到底，簡政放權是對以往政府管得過寬、過多、過細的矯正，但矯枉不能過正，更不能出現責任棄守的情形。政府在下放審批權的同時，應同步設計更完善、更嚴密的監管配套制度，提供更貼近、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胡印斌（媒體人）

基層怎么解決無力承接放權問題

簡政放權讓基層辦事更容易了，這是好事。但有時候，上級部門拋出審批權下放的“繡球”，基層在承接過程中的確存在“消化不良”等問題。比如，上級大量審批事項下放以后，基層缺乏專業人才接管。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很多地方沒有現成的相應專業人才。如按照既往的管理辦法，非人工的自然景區等門票價格，按照景區知名度和級別實行省市縣三級管理。但在簡政放權大形勢下，許多景區管理權從省級下放到市級、市級下放到縣級，甚至直接“兩級跳”。這需要過硬的基礎工作人才，如進行景區運營成本監審的價格成本監審專業人員。但實際上，雖然國家省市一級物價主管部門內部基本都有價格成本調查隊之類的專職業務部門，但很多縣級基層物價部門沒有，有的雖成立了相關機構，但稱不上有可用的專業人才。結果，景區門票價格制定權下放后，如何準確監審景區運營成本、科學制定景區票價，成了棘手難題。

二是專業人員應對乏術。還拿景區定價權來說，一些縣級雖也有一些景區價格的監審和制定經驗，但這些僅限于級別較低、影響不大的景區，而對于新下放的級別較高的知名景區價格的監審制定，卻無經驗可言。

如此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地方相關人才儲備“歷史欠賬”造成的，另一方面則是簡政放權后新增加的“時代新賬”，尤其是某些上級部門放權只一放了之。因此，對地方政府來說，在提升放權承接能力問題上，不僅觀念上要高度重視，還要從人事到財力上予以支持。

首先，走出行政機構改革一味減機構減人的思維定式，把上級政府下放的項目，有效分配好行使機關，對于相關部門行使相關權力出現的專業機構缺失、人才短缺，要抓緊成立、大力引進和有效調劑。其次，對于地方部門權力下放中出現的人才經驗欠缺問題，要及時督促、支持相關部門進行人才培養和到上級、外地學習取經，并給予必要的財政經費等足額撥付，使得上面下放的諸多行政審批項目能及時落地，且是高質量科學落地。

□鞠實（基層公務員）

長期以來，文藝領域存在一些不良風氣，比如弄虛作假，搞展覽的時候請一堆領導人，拉大架勢。文藝協會最重要的是它的專業性，它應該是這一領域最專業的學術場所，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學術交流、提高專業水平和專業修養是它最重要的職責。官員進入文藝協會，對協會的職責沒有任何意義，反倒會把官場的一些習氣帶進來。

當然，專業性越強的協會，越不容易讓權力滲透。比如美術的技巧性很強，對于官員而言很有難度，畫兩筆畫很難被認可；舞協、音協也很難。

然而，有些專業協會卻出現了行政化傾向，一些官員把協會當成安樂窩。有的官員在外面升不了副部級，就到這協會里掛上副部級的職位。

還有各個專業藝術家的協會，里面的黨組書記都是廳級，秘書長也是廳級，因為行政化，這些協會有大量的官員職數，這些職數對于官員是個巨大的誘惑。

從協會內部看，因為本身屬于事業單位，里面的人在升職時不會考慮專業做得好不好，而是把心思放在了怎么盡快地從科級升到處級，他追求的是官場的東西，和專業的距離越來越遠，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行政化為權力的進入提供了通道，之所以協會被行政化，是因為上級部門希望更好地領導。不過，這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現在我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下面簡稱“民協”）當主席，致力于民間文化和古村落的研究與保護，日常負責組織這些藝術家，民協的機關也屬于黨組管理，負責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和財務。

工作期間，黨組很尊重我的想法，我有什么大的想法也會和他們商量，比如我提出把保護古村落的工作放在協會工作的第一位，黨組會采納我的意見，然后我再開主席團會議討論，集體認可就可以開展工作了，這些年搭檔得很順暢。

協會去行政化，對文藝市場也是好事。

在民協工作這些年，我發現一個現象，能轉化為市場效益的民俗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扶持，比如宜興壺、牙玉雕、刺繡。我認識一個年畫藝人，因為政府的扶持，前些年價格賣得很高，如今因為不讓公款送禮，政府也不再購買這些年畫，這位老藝人說去年的年畫市場很不景氣。但在我看來，權力的退出可以讓藝術更準確地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其扭曲地生存，不如回到最真實的價值上來。

□馮驥才（全國政協常委）

新京報記者 賈鵬 整理

這兩天，各代表團分別召開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代表們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過去一年，在立法、監督、重大事項決定、代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同時，一些來自基層的代表在審議時也提出，目前人大工作有一種上下不平衡的特點，從總體上看，全國人大和省級人大在依法履職方面做得比較好，而基層人大的工作則不夠平衡，在有些地方，縣鄉兩級人大的工作存在弱化甚至虛化現象，人大的法律職責沒有充分發揮，亟待加強。

實際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的調研也發現，近幾年雖然基層人大工作取得較大成績，但仍有不少地方人大工作相對薄弱。特別是鄉鎮人大，相當數量鄉鎮人大只設人大主席，且身兼多職，平時以黨委政府工作為主，鄉鎮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識不夠強。在縣級人大，多數縣級人大常委會內設工作機構一般只有一個人，而且經常從事縣委統一交辦的事項，對預算審查往往流于形式。在個別地方，基層人大選舉任免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由人大選舉產生的領導人調整頻繁，今天開會選舉產生的政府領導人可能幾個月后就被調到另一個單位，新來的接任者在沒人大選舉前，就以新職務對外開展工作，從而損害了人大權威。

人大代表的發言，可以說是切中了當前基層人大工作積弊。而今后一段時間，國家有必要采取必要措施，切實加強基層人大工作。首先，要完善法律。當前，應考慮對地方組織法和代表法作進一步完善，進一步細化基層人大的職責，增強履職的剛性。

其次，要加強上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對基層人大工作的指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性質，決定了上下級人大不是領導和被領導關系，但上級人大也有責任加強對下級人大工作的指導。建議全國人大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研究出臺加強基層人大工作的意見，對基層人大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如鄉鎮人大運行、縣級人大機構設置、縣鄉人大開展監督工作的方式、應當由人大決定的重大事項的范疇等，作出細化規定。上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也有必要及時總結地方典型經驗，及時加以推廣，從而使一些典型經驗能從星火迅速燎原。

還要特別強調的是，上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的工作本身，對基層人大的影響是巨大的。近幾年，人大工作的一個特點，尤其是監督方式方法上，上行下效的現象比較典型。在人事任免、激活休眠的監督方式上，尤其需要上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示范。因此，將全國人大的工作做好，對基層人大的工作也會產生推動作用。

【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都會集中關注很多熱點的社會議題，提出各自的建議。是否從“規范權力、保障權利”的視角出發，往往是觀點能否贏得民意認同的關鍵。】

據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在回答有關“紅頭文件”的提問時表示，有些地方“紅頭文件”不是地方政府規章，雖然不屬于立法法的調整范圍，但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更不能設定減損公民權利和增加公民義務的規范。

“紅頭文件”不能減損公民權利，這個表達令人點贊。雖然說的是常識，可現實挑戰常識的現象并不鮮見，重申強調這樣的常識仍有必要。立法法大修，是今年兩會的熱點，也被視為提速依法治國的一個標志。要適應法治日益受重視的“新常態”，地方政府尤其要調整思維和行為習慣，更尊重公民權利。

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是常被相提并論的概念。公民權利的減損，往往就是政府權力未能得到有效約束。立法法的修改，是要管法，當然也是要管權。管住政府權力，就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好保障。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所有行政行為都要于法有據，任何部門都不能法外設權。”過去面對現實的一些問題，地方政府想到的是給自己擴權，去“硬管”，結果往往問題沒解決，還進一步侵犯了公民的權利或利益。

其實，不能減損公民權利，不僅是“紅頭文件”應遵循的規則，也是社會治理應遵循的規則。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都會集中關注很多熱點的社會議題，提出各自的建議。這些觀點有的應者云集，有的爭議頗多。粗略觀察會發現，是否從“規范權力、保障權利”的視角出發，往往是觀點能否贏得民意認同的關鍵。

所以，對待權力和權利，要有不同的思維。面對任何問題開出“藥方”時，必須要檢視下，這“藥方”是如何對待權力和權利的，規范了權力又沒減損權利，這“藥方”就是靠譜的。

【“只篩查，不診斷”，成為預防出生缺陷工作中的難題。對此，除了加強宣傳、普及知識的同時，也應將產前診斷技術納入城鎮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醫療保險，按照住院比例予以報銷。】

近年來，隨著衛生狀況和生育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嬰兒死亡率逐漸下降，而出生缺陷所造成的胎兒和嬰兒死亡比重卻在逐漸增加。出生缺陷日益成為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據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2012），目前我國出生缺陷發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數約90萬例，其中出生時臨床明顯可見的出生缺陷約有25萬例。建立一個科學的出生缺陷防治體系已刻不容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出生缺陷的預防措施分為三級：一級預防：防止出生缺陷的發生。包括婚前檢查、遺傳咨詢、選擇最佳的生育年齡、孕期保健、增補葉酸、預防接種。二級預防：減少缺陷兒的出生。主要是針對孕婦實行產前篩查和產前診斷，可診斷病種主要有先天愚型、18三體綜合征、神經管缺陷、地中海貧血和醫學影像可見的體表和重要臟器畸形等疾病，以便早發現、早診斷和早采取措施。三級預防：對已出生的缺陷嬰兒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療。依據我國國情二級預防，即產前診斷技術的開展尤為重要。

二級預防在預防出生缺陷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產前診斷相關技術未納入醫療保險體系，造成了最需要孕前、產前出生缺陷防治服務的人群，常為最難獲得相應服務的人群(社會弱勢群體)。

“只篩查，不診斷”，成為預防出生缺陷工作中的難題。這些現象的存在，一方面與部分群眾認識不足,觀念陳舊有關，更重要的是與政府相關投入的不足有關。作為出生缺陷三級預防核心環節的二級預防產前診斷工作仍是政府投入的空白點。產前診斷費用未納入醫保，政府無專項產前診斷資金，所有費用全靠家庭承擔，醫療機構自行開展。產前篩查中大部分高危孕婦來自農村，由于保健意識缺乏、更重要因經費的原因，她們舍不得自己全部拿出產前診斷所需的千余元費用，拒絕了診斷，從而錯失早期干預的機會。致使許多原本可以診斷出來的畸形胎兒出生。出生缺陷防治工作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

如何減少甚至避免上述悲劇？除了加強宣傳、普及知識的同時，本人建議：將產前診斷技術納入城鎮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醫療保險，按照住院比例予以報銷。以湖南郴州市為例，2012年郴州市新農合統籌資金9.5億，結余1.5億。按全市活產嬰兒每年6萬左右計算，每年投入4000余萬元可造福6萬多個孕婦及其家庭。

將產前診斷技術納入醫療保險，每對育齡夫婦都能進行產前篩查、產前診斷，實現生育健康寶寶的心愿，讓所有的天使都不再折翅。

【漸進式延退背后，是養老公平、養老金收支平衡和社會撫養能力等問題的集合，只有秉持程序正義，在取得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同步展開相關改革，才能“一舉多得”。】

在3月1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透露，計劃今年制定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2016年報經中央同意后公開征求意見，2017年推出。方案將漸進到位，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經過相當長時間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推出后至少5年以后才會實施。尹蔚民坦承，這項政策是“一舉數得”的政策，但還需要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

制定漸進式延退政策時間表，旨在應對養老保險基金可能出現的收支平衡問題，同時等于增加了勞動人口，還可以緩解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帶來的問題。自2013年以來，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已經抬升了用工成本，進而削弱了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就此而言，實施漸進式延退政策確有可能收到“一舉多得”之效。

但是，盡管漸進式延退具有潛在總體利益增值之效，卻需要面對個體利益被變相剝奪的問題。本來，退休人員按法定年齡退休后即應享受相應養老待遇，延遲退休等于增加了個人養老支付。此外，延退到底能夠補充多大潛在養老缺口，也缺乏精確計算。

因此，讓漸進式延退“一舉多得”，能否取得社會共識是繞不過的前提。延退是涉及所有社會成員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必須展開充分討論，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盡量彌合不同群體間的訴求差異，尋找利益共同點，而不能只出臺一個時間表就止步。

這就要求，一方面，漸進式延退政策的推出，程序正當性不能缺失。按照方案，延退將2016年報經中央同意后公開征求意見，2017年推出。在這一過程中，全國人大不能缺席。在公開征求意見充分討論后，將提案交由全國人大討論審議表決，才可能實現民意和政策意志的統一，成為有社會共識，能夠得到順利推行的公共政策。

另一方面，漸進式延退政策還需要補充細節，增強公眾說服力。比如，目前養老保險金作為政府性基金的組成部分，監管仍有不少空白，導致巨額資金沒有得到善用。解決這一問題，現行的省級統籌模式必須改為全國統籌，既方便公眾提取，又能盤活存量，讓養老金在全國的范圍內調劑余缺，安定民心。

又如，除延遲退休這一“指令性”計劃外，還需引入市場化力量以彌補可能的缺口。按照現行制度要求，為保證資金安全，養老金年均收益率不能超過2%。堵上未來可能出現的養老金缺口，將現存養老金結余作為長期戰略資本投向可依賴的、追求價值投資的市場，勢所必然。

此外，從延長人口紅利角度出發，也需要加大人力資源培訓力度。設想，假如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得到知識和技能培訓，能夠擺脫人口管理、人才管理等制度的束縛，單位生產率和社會撫養能力能夠獲得多大提高？

漸進式延退背后，是養老公平、養老金收支平衡和社會撫養能力等問題的集合，所涉及的利益面復雜，調整不是易事。只有秉持程序正義，在取得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同步展開相關改革，漸進式延退才能消除疑慮，為實現“一舉多得”奠定基礎。

矚目兩會，要比新聞熱點哪家強，還看新聞發布會、記者會、開放日上精彩紛呈。

對媒體來說，兩會新聞發布會是新聞料理的“信息批發市場”；對全國人民而言，它就是打撈“政策紅利”、堅定發展信心的“淘金場”。

話說官方新聞發布這種制度，可以追溯到宋朝。即使窮鄉僻壤，都設置“粉壁”，專門用于張貼榜文。宋人稱之為“出榜”，即政府派人在各個人多處貼出榜文，通報新聞信息。

如今，召開新聞發布會已成慣例，技術手段、機制設置遠比宋朝先進得多。不過，追溯兩會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時針還得倒撥30多年。1983年6月4日，兩會首任新聞發言人——曾濤、孫起孟分別受各自會議秘書處的委托，同時向中外記者發布關于召開兩會的新聞。此舉受到好評。兩會舉辦新聞發布會延續至今，見證著中國愈發開放的心態、愈發自信的姿態。

兩會還有若干場部長記者會以及相關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發布會。另外，在代表團開放日，各省份主要負責人還會就本省熱點回答記者提問。這些新聞發布會、記者會不但是新聞記者的“戰場”，也是新聞發言人、代表委員以及官員的“考場”，外長、財長、央行行長等，都要一一“過堂”。相關發言人不逃避、不回避敏感話題，把事實擺上桌面，乃是真正的擔當。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答記者問時，透露延遲退休方案后年推出，推出至少5年后才實施；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表示，“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工作已啟動；外交部部長王毅給中國護照注入“含金量”，表示要讓大家可隨時“說走就走”；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表示，精簡審批、規范中介、并聯核準將在年底實現；首次參加全國兩會記者會的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談起網購監管時說，正積極推進電子商務立法；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回應1月進出口負增長時表示，對今年6％左右的目標有信心……“政策珠玉”俯首即是；“政策紅包”次第打開。

說說新聞發布會的另一大看點——代表團開放日。20年前，全國人大會議首次向媒體開放團組，回答記者提問。自此后，開放的頻率和團組越來越多。

說起團組開放日的最大特色，就是面對記者提問，有問必答，不推諉不躲閃，氣氛活潑熱烈。其中，有像海南省省長劉賜貴“你們要買房子趕快到海南買”的輕松鼓動，亦有河北省環保廳廳長陳國鷹“河北寧可傷筋動骨，也要環境脫胎換骨”的堅定決心。話題最熱、問題最多的當屬“反腐”。因發生“塌方式”腐敗，山西團的開放日最受關注。6日下午，山西團開放日，聚集近百家媒體，兩小時內的8個問題7個涉及腐敗。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對答真誠、見解深刻。

當然，要說兩會“重頭戲”，還屬總理記者招待會。自中央電視臺1988年開始直播兩會記者招待會開始，總理答記者問的場景就進入尋常百姓家。從1993年起，兩會期間總理記者招待會就常態化、制度化了，成為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政策和主張的重要窗口。

這正是：

記者會上話題多，開放日里氛圍濃。

新聞發布責任重，團結鼓勁正能量。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作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重要議程之一，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大會審議。這也是立法法頒布15年來的首次修改。此次調整重心有兩大方面：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以及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

2014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依法治國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怎樣做好立法工作就成為關鍵。立法法作為一部管法的法，通俗地說，它決定著需要制定哪些法律，由誰來制定法律和怎樣制定法律這幾個基本的問題。從去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開始，半年多來，這一草案歷經了“一審”——“公開征求意見”——“再審”——“公開征求意見”的“長途跋涉”，最終擺到全國人大代表眼前，接受一場規格罕見的“三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這次立法法的修改同樣強調人大要主導立法。如何主導？一方面，要把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利益分歧比較大、社會上比較關注的重大草案的起草權交給人大；另一方面，有關全局性、綜合性、基礎性的法律起草也要交由人大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的工作機構去起草。通過人大起草法律，將立法的主導權掌握在立法機關手中，從而改變現在由部門主導的格局。為此，修正案草案從幾個方面作出完善：一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等形式，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二是加強和改進法律起草機制；三是更多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這三個方面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保障人大主導立法工作。

稅收法定，正是在草案修正過程中保障人大主導立法的一大亮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明確要求。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介紹，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事實上，立法體制中談全國人大主導權的問題，主要體現為它的專屬立法的范圍究竟有多大。在現行的立法法中，稅收與財政、金融等被列為同一事項，不屬于人大專屬立法的領域，將稅收“淹沒”在眾多的一般事項中，未能充分體現出稅收應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將“稅收”的專屬立法權單列，并規定“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排斥或者不允許用其他的方式來制定關于稅收的立法，對于深化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稅收是財政收入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立法權力回歸全國人大，在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的作用不可估量。

以立法遏制行政權力的“任性”，成為修正案草案另一引人矚目的焦點。修正案草案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在制定部門規章時，如果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作為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與此相似，地方政府在制定相應規章時同樣如此。近年來，一些涉及公民權利義務方面的民生事項，原本應該制定地方性法規，卻僅僅制定了地方政府規章，其合法性與公平性引發不少爭議。立法草案的新規定意味著，一些限行、限購、限貸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將不能再“任性”。一些實施已經超過兩年的地方性規章或紅頭文件將面臨法治的考驗，若想繼續實施則必須經本級人大立法程序，上升為地方性法規。而一些與上位法明顯相抵觸的地方性規章，則須及時修改或廢止。不難看出，此次立法法修改，將進一步厘清地方政府權力的邊界。

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并不意味著立法任務已經完成，法律體系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完善。依法治國的前提是良法的存在。良法從何而來？無疑需要立法法給出切實可行的答案與有效的制度基礎。

【法無授權不可為。期待立法法能夠修訂得更加完善、強力,能鉗制住任性的權力,使公權力在民生權益面前謹言慎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市政府突然發布限購房、限購車或者車輛限行的命令,讓你措手不及；法規規章相互“打架”,讓你無所適從……這些曾經深刻影響生活的事兒,可能會隨著立法法的修訂而改變。3月8日下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并將在3月15日進行表決(3月9日《每日商報》)。

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所說,“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引發了網絡的熱議。這不僅是因為總理將當下最流行的網絡用語用于簡政放權,生動而深刻；更是因為,在不少地方,一些政府在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決策上,缺乏科學民主、規范有序的程序和步驟,有了權就任性,不僅影響了民生,更使民生利益遭受損失。

比如我們的稅收問題,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稅,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稅負壓力大小,已經成為國富能否民強的一張晴雨表,更成為民生幸福感的重要指標。據公開報道顯示,我國現階段涉及房地產的稅種有12項之多,涉及房地產的收費多達50項,兩者共計62項。這些稅費,占到房地產價格的30%至40%。一輛汽車從出廠、購買、保有到使用環節,繳納的稅種和稅金總額也很高:成本17%的增值稅、車價10%的車輛購置稅、車價1%到40%的消費稅、進口車15%的關稅,還有燃油稅等,另加上過路費、過橋費等,占了購車總費用的40%。

可是,你知道嗎?目前,在我國的十八大稅種中,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這三個稅種是由全國人大立法確定了征收權,而其余稅種的征收合法性,均源自暫行規定和條例,一暫行就是那么多年,權力的任性可見一斑。

現在好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將“稅收”的專屬立法權單列,并規定“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即稅收法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均無權新設或改變稅種。這次修改立法法,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并在今年的兩會上明確,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再比如,因為城市交通的現狀,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臺車輛限行、限購等制度。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就明確規定,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也就是說,如果立法法修正案表決通過,這些地方的土政策將是違反立法法的規定。這就倒逼政府部門力戒簡單化甚至是粗暴化的行政行為,對城市發展作出科學、民主的規劃和決策。

有權切不可任性,是政府簡政放權、自我改革形象化的目標和要求,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和約束,否則,有了權就可能繼續任性,繼續損害民眾的切身利益。法無授權不可為。期待立法法能夠修訂得更加完善,能鉗制住任性的權力,使公權力在民生權益面前謹言慎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