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沒有更大的老虎，這樣的反腐期待都將成為一種強大的氣場，讓反腐勁風繼續吹下去。在反腐敗上形成合力之勢，正當其時；政協在這點上，也正當其用。】

“兩會時間”開始。去年以一句“你懂的”回應大老虎傳聞的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呂新華率先登場，反腐敗也再次成為這場政協發布會的熱點，在16個提問中占去了兩個。“政協不是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等表態，迅速被當做新聞標題，在媒體廣泛傳播。

反腐敗成發布會熱點，這在所難免。一來，政界軍界頻頻祭出的反腐重拳，確實給人極大震撼，反腐敗的話題熱了兩年，也必將繼續熱下去。二來，民間所謂“國級”的一些大老虎，確實也是在政協系統最后落馬的，如令計劃、蘇榮等。去年目不暇接的反腐大戲，也讓“你懂的”這句話成為讓人會心一笑的“反腐暗語”。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新聞發言人，呂新華應該在回應反腐問題上進行了扎實準備。

如果說“兩會”是觀察中國民主政治的窗口，那么今年的這個開場，無疑再次讓人看到圍繞“反腐”中國社會形成的最廣泛共識。不管有沒有更大的老虎，這樣的反腐期待都將成為一種強大的氣場，讓反腐勁風繼續吹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兩會之前，《人民日報》高調推出了關于“四個全面”的系列評論。這“四個全面”中，反腐敗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這“四個全面”是戰略布局，也是本屆中央治國的總綱。從這個角度看反腐，呂新華所說的“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正是中國政治的必然走向。

在這樣的大潮中，政協理應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協雖然不是權力機關，但其職能中，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重要一塊。正如此次發布會上《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的提問，“政協應該如何更好地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呂新華的回答中，所列舉加強監督重要問題中，雖然沒有反腐敗的內容，但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語境之中，政協也應主動為反腐敗助力。

其實，助力反腐敗，政協“有計劃、有題目、有載體”。兩只“副國級”老虎、六只省部級老虎，他們的問題雖然不是在政協履職過程中發生的，但既然他們因為種種原因來到了這個位置上，政協系統就可以也應該進行監督。政協不是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況且，這還涉及政協組織的聲譽。應該說，政協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須進一步加強。

反腐敗是黨心民心所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要，在得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兩年多來，人心的凝聚、民意的振奮，強力反腐居功至偉。在反腐敗上形成合力之勢，正當其時；政協在這點上，也正當其用。

【“兩會時間”，議的就是民眾關心的話題，推的就是關鍵領域的改革措施。既可成為推進“四個全面”的新起點，也能成為讓民眾有更多改革獲得感的新起點。】

從今天起，中國進入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兩會時間”是這樣一個時間窗口：場內，代表委員們帶著議案、提案上兩會；場外，民眾帶著冀望和問題看兩會。2014年，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打造了經濟增長的新邏輯，強力反腐優化了施政和推進改革的環境，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記錄了國家治理的深刻變革和成就，也讓公眾對今年兩會有了更多冀望。

兩會召開前，媒體總結了不少公眾當前關注的熱點。反腐、經濟下行壓力、戶籍改革、霧霾治理等成為高頻詞。這些民意集中之處，多數就是熱點。傳統熱點年年新，一到兩會就發酵，原因有二。

客觀原因是，有的傳統熱點往往涉及復雜利益結構，治理需要時間。比如反腐和霧霾治理等議題，需要持續鑿冰方能見其功；有的在一定條件下固有問題還會演變，從而衍生出新的治理難題。比如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在“宏觀要穩”的同時，有針對性探索“微觀要活”的有效之策。

但也有一定的主觀原因，即民眾對于在熱點領域的施政措施、改革效應觸及不到，感受不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方面，不少改革措施落實沒有部署有力，所謂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落實不到位，民眾自然難有真切感知；另一方面，改革總是對利益格局的調整，“最先一公里”好起步，“最后一公里”難抵達，出于慣性，出于以靜制動規避風險，出于維護利益，改革總會遭遇不作為、亂作為、暗作為帶來的“中梗阻”，讓民眾看得到改革前景，卻摸不著或只能摸得著部分改革成果。

基于這些情形，在兩會召開前的中央深改組第十次會議上，提出要“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

“兩會時間”，議的就是民眾關心的話題，推的就是關鍵領域的改革措施。民意冀望之處，往往就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之處，代表委員們所議之事，也應是與民意交融、符合實際的硬招實招，因此，兩會所議之事，所施之策，也理應是能夠讓民眾有更多獲得感的改革舉措。民眾有獲得感，改革才有共識，發展才不虛幻。

當然，不同角度、不同利益訴求，決定了提案議案的五花八門，決定了尋求熱點問題破解之道的差異性。不過，并非不能提綱挈領。兩會召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成為政治最強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表明民生是施政的出發點；全面深化改革，表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全面依法治國，表明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深化改革的法理來源和制度保障；全面從嚴治黨，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和持續反腐提供政治保證。“四個全面”回應了民眾呼聲，明確了國家治理方向，構成了相互協調的完整戰略布局。“兩會時間”的議政之案，施政之策，也由此獲得了提綱挈領式的總思路。

由下而上廣納雅言，由上而下凝聚共識，“兩會時間”既可成為推進“四個全面”的新起點，也能成為讓民眾有更多改革獲得感的新起點。

政協委員提前到達北京之后到兩會開幕的這段時間差里，他們在做些什么呢？

這個問題，從我這兩天忙碌的手機微信邀請函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僅僅在3月2日，我就收到了4份活動邀請。每一個活動都有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參加。內容涉及兒童安全、職業病防治、出租車壟斷、環境污染治理。在這些活動上，不僅能見到不少委員代表，自然同行中也有很多熟面孔。

其實經常跑兩會的老記者都會有印象，早幾年，委員代表在兩會前后都忙極了，自己領域的活動要參加、在京的朋友要會一會，還要出席一些商業活動。近兩年，尤其是八項規定以后，這種商業性質的活動減少了很多，相對的，為不少民間機構同代表委員直接溝通提供了機會。

全國兩會是中國民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何讓這件大事能跟普通老百姓聯系得更緊密也是不少委員代表一直在思考的問題。2010年，全國政協委員到唐家嶺訪問“蟻族”，曾引起媒體的轟動，那之后，委員代表在兩會期間便頻頻出現在兩會會場之外，傾聽普通民眾的呼聲。不少民間組織也充分利用這一契機，邀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參與自己的活動，不僅能在兩會期間吸引眼球，還可以直接把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傳遞到兩會上去。

例如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就兩次參加了公益組織女童保護針對兒童性侵問題的研討會，全國政協委員俞金堯、曹義孫、全國人大代表李一飛、劉文靜也出席過這一活動。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研討會上，不僅有公益組織的志愿者，還包括性教育、法律、兒童權益方面的專家，很多時候，看起來是借力委員、代表推動公益項目所關注的問題，實際上是相關一線專家在為委員代表們“科普”，讓他們對這一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上會七年，經常有人問我，政協委員在兩會上都干些什么？我想，這種由公益組織搭橋，連接專業人士，關注社會問題的形式或許是答案之一。讓參政議政的政協委員與普通民眾“親密接觸”，提案議案才更有分量。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今天正式拉開帷幕。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對于舉國矚目的年度政治盛會來說，兩會正式啟幕之前的準備工作，又何止是后勤性工作。】

2月20日，正月初二。在老家度春節的我，應約一起去看望一個在市人大工作的朋友。在他的辦公室，恰逢一位在基層工作的全國人大代表到他那里去征求關于立法法修改的意見。這位代表頗有歉意地說，公開征求意見的立法法修訂草案賦予了設區的市的人大和常委會以地方立法權，他雖然查閱了大量資料，也做過調研，征求過許多方面的意見，但他對于地方人大立法權限、立法能力等關鍵問題，感覺還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想借春節拜年的間隙“假私濟公”，對這個問題進一步調研，以求自己起草的建議更好。

這位代表朋友還透露了自己的“無奈”：平時工作確實太忙了，有些調研和征求意見工作確實來不及搞，單位里也沒有配工作助手，只能抓住假期休息的機會“補課”，開展調研和征求意見。據市人大的朋友說，這位人大代表初三還讓他幫助約了環保局的同志，就大氣污染防治的有關問題進一步完善自己擬提出的建議。

根據我國的憲法和法律，大多數全國人大代表都不脫離原來的生產和工作崗位，都不是專職履行代表職責，他們不僅要履行好代表職責，還需要承擔好原有的工作。這樣，許多代表都是利用休息休假時間，抓緊進行履職學習，開展調查研究，不斷提高執行代表職務的能力。

為了兩會順利召開而放棄休假的，還有許多會議工作人員。正月初六，許多人還在享受假期的時候，全國人大機關已經是一片忙碌，會議工作人員已經全部到崗。由于今年春節距離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只有半個月的時間，而且會議議題多，加之代表議案等都要通過計算機進行網絡傳輸，可以說這是“最忙的兩會”，所以，有的工作人員節前忙到除夕，節后在正月初四就已經開始加班。

可以說，在全社會對一年一度的“兩會”關注度越來越高的今天，讓會議順利舉行、最大可能提高會議效果，已是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每一位會議工作人員的共同愿望。在未來的十幾天里，代表們和會議工作人員節日加班的成果，將會轉化成本次會議的成果，讓我們共同期待！

【打掉了不法的“老虎”，清除了不稱職的委員、代表，既找回了公平正義，也提高參政議政的質量，真正讓兩會成為代表公共利益的輿論場，而這，均最終指向形成良好的政風及社會風氣。】

關注全國“兩會”

系列評論之一

兩會開啟，在去年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以“你懂的”三個字，引發熱議。今年，針對政協系統兩名副國級以及六名省部級高官的落馬，呂新華明確表示，政協不是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政協的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此，“大家沒有分歧”，“大家都很任性”。

這幾天，很多人發現，兩會要開始了，以往一些熟悉的面孔卻沒能出現。在此前一年波瀾壯闊的反腐行動中，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代表委員次第落馬，已經不可能再參與一年一度的政治生活盛會了。而隨著反腐的深入，被中止代表委員資格的“老虎”名單可能還會拉長。

無論社會公眾的期待有多深，也無論發言人的表述被如何解讀，都不會妨礙反腐依然是當下社會關注度最高的議題。這一方面固然是民眾出于各自的切身生活感受，腐敗已經嚴重損害了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亟待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一些；另外，反腐斗爭形勢的嚴峻與復雜，也使得反腐注定在一個較長時期備受關注。

現實地看，盡管十八大以來的強力反腐使得一大批貪官落馬，但反腐未有窮期。貪腐官員里邊，很多都頂著“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光環，實際上是“害群之馬”，如呂新華評價的，“雖然他們問題大多不是在政協履職過程中發生的，但對政協組織的聲譽損害很大”。若不清除這些不合格的代表委員，不僅損害政協人大的聲譽，也會影響原本嚴肅的參政議政機制，降低兩會質量。

作為人民的代言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責任與使命，不僅僅體現在每年一次全國兩會上的參政議政，而是作為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承載，肩負著舉國上下的期待與信任。能不能真正從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眾福祉的增進乃至公共利益的實現出發，盡職盡責履職，關系重大，絕非只是一個榮譽。

打掉了不法的“老虎”，清除了不稱職的委員、代表，既凈化了官員隊伍，提高了權力運行的效率，找回了公平正義，也提高參政議政的質量，真正讓兩會成為代表公共利益的輿論場，而這，均最終指向形成良好的政風及社會風氣。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眾對人大、政協自身凈化的期待，依然反映了對持久反腐的期待。

在支持反腐的問題上，民眾確實很“任性”，而“任性”的背后，則是舉國上下對于時下腐敗形勢依然嚴峻的社會共識；是有關各方對于中央除惡務盡、反腐無禁區的心領神會；更是對于中央繼續強力反腐、“沒有不能查處的‘鐵帽子王’”的熱切期待。而徐徐展開的2015年，相信會以持續的反腐行動回應這種期待。

民革中央有委員將提交提案“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當事人，不適用協議離婚；有10周歲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協議離婚前須讓子女表達其真實的意愿”。該提案建議修改和完善婚姻登記程序，審慎辦理離婚登記，設置離婚熟慮期。（中國廣播網3月2日）

10歲以下孩子的父母不適用協議離婚——聽起來，這是一個致力于使家庭在形式上更加和睦、更加穩定也更能促進孩子成長的提案。可是，一些“技術層面”的難題也隨之而來，比如，為什么是10歲這個門檻而不是其他的年齡——孩子大于10歲時，父母離婚帶來的傷害難道就小嗎？這時的家庭難道就不應該保持穩定嗎？如果離婚的自由度可以縮緊，那么，法律是不是可以規定所有的家庭都不能協議離婚？為了確保天下太平，法院或民政局是不是也可以拒絕辦理離婚業務呢？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可是，一些提案或議案卻往往認為，只要法律作出修改，就能讓所有的家庭念上好念的經。這是權力和法律的萬能理論。須知，清官也好，法律也罷，有時是很難斷得了家庭俗事的。兩口子鬧離婚，有時沒有那么多的對錯之分，有時也不會必然出現必須受到譴責的那個人。拿離婚最常見的一個理由——“感情不和”來說，這事就沒法跟道德扯上關系。

再說說協議離婚，它是一種溫和的離婚方式。在筆者看來，這種離婚方式比法院的強制判決更容易讓人接受。即便是報道中所提及的提案，本著促進家庭和諧、有利于孩子成長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了協議離婚的發生率，但也很可能讓協議離婚變成判決離婚。當夫妻雙方無法在一起生活，卻因為無法協議離婚而硬撐著，勢必會更加激發夫妻之間的矛盾，其最終結果也無非是離婚。而在更為激烈的婚姻生活與爭吵不斷的瑣事中，10歲以下的孩子恐怕會受到更多的傷害。

本質的問題在于，婚姻自由幾乎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婚姻自由也明確寫入我國《婚姻法》中。如果我們選擇拒絕一些家庭的協議離婚，則無異于選擇放棄婚姻自由這一基本的法理精神。這是與普遍性的婚姻自由觀念背道而馳的，也有違公民的基本權利。

所有涉及約束私人權利的提案議案，都應該考慮一個基本問題——在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或者說在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最應該先約束的是哪一項。靠約束私權利，是不是能在道德上獲得正義？

筆者認為，立法尤其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里，我們修訂或完善一部法律的基本信條應該是，在最大程度上約束公權力，賦予私權利以更大的自由空間。只有這樣，才能在道德上獲得最大的正義。如果我們不按照這樣的精神去做，處處對私權利進行緊逼而對公權力不管不顧，就永遠建不成真正的公民社會。

　　晏揚

據報道，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民革中央將提交提案，建議修訂《婚姻法》，完善婚姻登記程序，審慎辦理離婚登記：“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當事人，不適用協議離婚；有10周歲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協議離婚前須讓子女表達其真實的意愿。”

民革中央的這份提案，顯然具有良好的初衷，目的在于通過限制父母離婚，以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現實中，因父母離婚給孩子造成傷害的事情屢見不鮮，而一些“閃離族”把婚姻當成兒戲，更是給家庭和社會倫理造成沖擊，并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然而，建言獻策僅有良好初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權衡各種利弊，以免顧此失彼、興一利生一弊乃至弊大于利。為了保護孩子而限制父母離婚，其中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利弊權衡問題。

一是，保護未成年人與保護婚姻自由如何取舍。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離婚自由，這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不僅被寫入《婚姻法》，而且被寫入《憲法》。禁止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夫婦協議離婚，即使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但人們婚姻自由的基本權利卻因此遭到損害。保護未成年人固然很重要，但保護婚姻自由也很重要，我們不能顧此失彼，不能為了保護未成年人而置成年人的基本權利于不顧。

法律之所以規定人們享有婚姻自由權，正是基于“兩利相權取其重”或“兩弊相權取其輕”的考量——相比剝奪人們婚姻自由權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和悲劇，我們寧肯忍受離婚自由給家庭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何況，如果禁止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夫婦協議離婚，那么要修改的就不僅是《婚姻法》，而且還有《憲法》。

二是，限制離婚與保護離婚自由，哪個對孩子更有利。父母離婚確實會對很多孩子造成傷害，但話說回來，強行禁止父母離婚就真的對孩子有利嗎？恐怕未必。強扭的瓜不甜，當夫妻感情破裂無以維系，還把他們強行捆綁在一起，對夫妻雙方而言是痛苦的，對孩子而言也是不幸的。因為，孩子將會成天生活在一個橫眉冷對、吵吵鬧鬧、雞犬不寧的家庭里，生活在一個充滿語言暴力甚至身體暴力的環境中，感受不到溫暖和快樂，甚至經常成為父母撒氣的對象，留下沉重的心理陰影。相反，調查表明，很多孩子在父母離婚后反而生活得比以前快樂，父母離婚對于孩子同樣是一種解脫。

這說明，禁止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夫婦協議離婚，初衷雖好，但很可能“好心辦壞事”——以剝奪成年人的離婚自由權為代價，未必能換來對未成年人更好的保護，反而可能給一些孩子造成更大的傷害。

父母都是愛自己孩子的，當夫妻感情破裂，有些人選擇離婚也好，有些人選擇隱忍也罷，每個人都會把孩子的成長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然后作出“最不壞”的選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正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離婚說到底是公民的私事，法律之手不可伸得太長。

【所謂“家庭完整”是一種迷思，家庭形態是多樣的，不需要受固定的“完整”標準評判，兒童能否健康成長，要看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予負責任的愛和教育。】

“有10周歲以下子女的當事人，不適用協議離婚；有10周歲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協議離婚前須讓子女表達其真實的意愿。”民革中央準備的這份“兩會”提案已經在網上引起爭議。

這份提案的用意顯然是提高離婚難度、減少離婚數量，從而維護兒童權益。協議離婚時的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約定有失公平的現象確實存在，主動提出離婚和力爭撫養權的一方尤其可能在協議中讓步吃虧，而其中大多數應該是女性。所以也有專家提出過，實行訴訟離婚，由法院裁決財產分割和撫養權，有利于保護婦女及兒童權益。從這個角度說，討論限制協議離婚的適用范圍，是有價值的。

該提案將重點放在通過限制協議離婚、設置離婚熟慮期等等措施，以減少離婚，值得商榷。然而，離婚難和離婚率兩者其實未必正相關，有些國家沒有協議離婚制度，離婚必須上法院，離婚率也高于中國。離婚是人生重大決定，而且牽涉到諸多現實問題，一般人都會慎重考慮。既然已經下決心走出這一步，大多不會因為程序上多些麻煩就放棄。而相應的社會成本卻會因此大幅度提高。

而且，即使離婚真的就此減少，也不必然意味著對兒童更有利，因為不和諧的家庭關系對子女的傷害甚大，例如，夫妻暴力可能伴隨對子女的暴力，即使不直接受暴，目睹暴力也會給兒童嚴重創傷，在國外目睹暴力兒童是家庭暴力心理治療的重要對象群體，而離婚是終結家庭暴力的最后手段之一。所以，為兒童利益而限制離婚，也有其負面效應。

在這些討論背后，需要認識到的是，所謂“家庭完整”是一種迷思，家庭形態是多樣的，不需要受固定的“完整”標準評判，兒童能否健康成長，要看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予負責任的愛和教育，單親家庭也沒有那么糟糕。

離婚可怕及錯誤，這是社會充滿偏見、單親家庭弱勢及被歧視的結果，找社會解決方案時不能不探根源，更不能往后看。基于兒童利益的家庭觀，應該是在給予自由、承認多元的同時給支持。支持不是空話，決策和執行上都可做文章，例如，單親家庭的經濟困境會讓孩子缺乏生活安全感及交往和教育機會，最直接的應對是解決離婚撫養費難題，讓子女撫養費的通行標準跟上物價，尤其是保證給付——離婚后拒不付子女撫養費的可不在少數。

“兩會時間”緊密聯系著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尤其是2015年這個涵蓋“關鍵之年”“開局之年”“收官之年”的兩會,每一聲滴答都可能成為熱點、看點。

毫無疑問,“兩會時間”里,“兩會看點”會有很多,但能讓兩會最終成為一次高效、成功、圓滿盛會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那就是看這些“看點”里到底有多少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是否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都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而要做好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參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認真履職,反映真情況、解決真問題,讓兩會的進程與老百姓現實的渴求和期待產生最大程度的共鳴。

“關鍵之年”“開局之年”“收官之年”的兩會無疑任務是艱巨的、步伐是關鍵的。但是,步點越關鍵、難點問題越多,就越需要凝聚起所有人的智慧,越需要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全力支持、參與。

只要我們能把“兩會看點”變成百姓的“獲得亮點”,讓人民群眾從兩會上進一步激發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今年的兩會就一定能匯聚起磅礴的力量,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寫下輝煌的篇章。

今年全國兩會不涉及換屆,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平年例會”,但節后上班第一天,主流媒體展開了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的解讀討論,為兩會帶來不平常的信息。

《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論述“四個全面”戰略——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刻意義,稱其為“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

觀察者認為,今年的兩會,既是深入研讀認識“四個全面”的重要場合,也是凝聚力量推動落實“四個全面”的寬廣平臺。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認為,“四個全面”戰略預料將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他說,“四個全面”實際上概括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動中國現代化、推動改革開放的四個關鍵問題,抓住了中國發展的“牛鼻子”。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認為,為走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關鍵一步”,預計2015年中國將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上采取更大力度,形成整體協調推進。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之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同時,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今年之后,中國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僅剩5年時間。這些都在“四個全面”戰略部署中進入了哲學和實踐的雙重層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畫卷,會從這一年更加波瀾壯闊地展開。

兩會的一系列熱點,包括政府工作的整體部署,從經濟發展的“雙引擎”“雙中高”到全面深改和擴大開放,從簡政放權到結構優化,從創新創業到社會民生,乃至國防和外交,都將在“四個全面”中得到統一。

匡賢明說,今年兩會的重要性,與2015年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有直接關系。這一年,中國處在內外環境深刻復雜變化之中,增長、轉型、改革等融合在一起,短期、中期和長期問題交織在一起。這就決定相當多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今年加以討論、達成共識、形成合力。

他認為,三個“之年”的提法,本身反映2015年中國有很多重大而艱巨任務需要完成。中國的改革發展,在過去兩年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但還有相當多的領域面臨攻堅挑戰,有的需要克服較大困難。

全面依法治國是2014年提出的重大命題,2015年是開局之年,人代會將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如何做實依法治國,各方極為關注。2015年也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以什么態勢收官,為“十三五”奠定一個什么樣的基礎,同樣備受矚目。2014年見證中共“打虎拍蠅”力度不斷升級,如何進一步推進從嚴治黨是百姓的強烈期待。

“無論是增長、轉型還是改革、發展,2015年都是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匡賢明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稱,在“四個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經濟建設是中共全黨工作的重心,要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要靠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

鄭新立表示,中國去年人均GDP不到7500美元,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是一些機制體制的束縛,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因此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釋放增長潛力。

作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詞,“新常態”無疑將貫穿2015年。其不僅意味著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調整,還蘊含著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要求。那么,新常態在2015年會有哪些具體的經濟政策體現?“降息”又“降準”后,GDP增速目標是否會有變化?就業目標如何設定?這都使今年兩會成為全球聚焦點。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30%,海外市場和輿論對中國的重大經濟決策十分關注。過去數月,全球金融機構、經濟學家和媒體都在研判中國政府如何設定201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行監事梅興保認為,如今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與原來的含金量不同。前些年經濟一個百分點增長涉及100萬人的就業,但如今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占GDP將近一半,超過第二產業,加上電子商務、互聯網經營等,在家就可以創業或就業,因此就業彈性發生了變化。

“中國怎么變,兩會內外見。”在這個解讀13億人口大國走向的“北京時間”和“政策窗口”,很多懸念會水落石出,很多變化將眼見為實。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陽春三月,萬象更新之際,伴隨著全國政協委員1日陸續抵京,中國即將迎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匯聚民意、共商國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號角已然吹響之際,百姓期待今年“兩會時間”能為中國積聚更多發展“新動力”。

兩會不僅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窗口,更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平臺。總結過去一年工作的成果,部署新一年的重點工作……通過兩會,百姓能夠更直觀、更全面地了解國家的發展變化,更清楚地知曉新一年國家的發展側重。而通過代表、委員的一個個議案、提案,基層民意和百姓需求得以表達,中國式民主的獨特魅力得以彰顯。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之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局之年”,同時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在這種獨特的“發展坐標”定位下,今年這個“平年兩會”意義并不平常。尤其是在經濟“新常態”下,2015年的“兩會時間”如何更好地應對“三期疊加”加速轉型升級,如何更好地促進百姓全面受益,如何更好地體現改革含金量,如何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與焦點。

新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四個全面”吹響了治國理政的新號角,也讓公眾對2015年的政府工作有了更多新期待。

風好正是揚帆時。今年兩會大幕即將開啟,相信“兩會時間”定能凝聚民心、匯聚合力,為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新一年中國的發展騰飛,注入更多動力、增添更多活力。

【多問問群眾的獲得感，以之作為試金石，去檢驗改革的成效；又通過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增強社會對改革的自信心，不斷凝聚改革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論】

進入3月，伴隨著蹄疾步穩的改革步伐，兩會時間窗口徐徐開啟。在人們心中，這是一年中蘊含期待最多的日子。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引發了廣泛共鳴。“獲得感”作為一個理解改革、展望未來的關鍵詞，具有沉甸甸的民意分量，也噴薄著來自現實的熱力。

何謂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從兩會前夕媒體推出的各類調查中，可以獲得直觀感受——收入分配、反腐倡廉、社會保障、醫療改革、教育公平等成為熱點話題，“起跑線上看公平”“把‘老虎’‘蒼蠅’打下去”“讓冤假錯案更少”“讓藍天更多些”等網絡留言表達社會訴求……從國計到民生，從主觀到客觀，“獲得感”所追問的，有切身利益的保障，也有公平正義的實現，有環境質量的改善，也有政風社風的凈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百姓之心為心，重視人民的“獲得感”，已經成為新一輪改革大潮的鮮明導向。在被視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戶籍制度改革、公車改革、簡政放權、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城鄉養老并軌、“單獨兩孩”、打破“一考定終身”等改革舉措，以破竹之勢推進，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讓百姓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逐漸增強的“獲得感”，讓改革在人心深處寫下了新注解。

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如果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那么增進人民的獲得感，也必是永無止境的努力。從邁出“最先一公里”，到跑完“最后一公里”，讓改革舉措落地生根，最是考驗決心與勇氣，最能檢驗韌勁與干勁。

在基層，群眾有一種說法，去機關辦事“不怕局長怕股長”。好好的便民政策，在中間的執行環節變形走樣，讓改革成效打了折扣。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中梗阻”現象并不少見。近期一項問卷調查顯示，仍有超過78％的受訪者認為去政府辦事“很麻煩”或“比較麻煩”；辦一個手續，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干部不緊不慢，百姓急得團團轉”，這樣的現實感受警示我們，只有突破“中梗阻”，才能讓改革具有“連上下而通之”的穿透力，不斷增強群眾的獲得感。

深化改革，破解“中梗阻”，還得在“實”字上狠下功夫。找準穴位，擊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就下好了先手棋；“凡是議定的事要分頭落實，不折不扣抓出成效”，就能打好主動仗。

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的十次會議的內容，不難發現，“落實”是總書記念茲在茲、一再強調的重要課題。今天的改革，是充滿挑戰的攀爬，非督檢責實、抓鐵有痕不可促之，非匯集眾智、凝聚眾力不可成之。突破“中梗阻”，多問問群眾的獲得感，既以之作為試金石，去檢驗改革的成效，去考察政策的落實，從而不斷推動改革進程；又通過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增強社會對改革的認同感、自信心，從而不斷凝聚改革力量。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論。

時序更替，夢想前行。2015，上承“十二五”收官，下啟“十三五”開篇，是一日不可虛度的關鍵之年。一年之計在于春，當承載人民期待的代表委員們步入兩會民主殿堂，改革巨輪開始新的起航，中國故事揮寫新的篇章，千千萬萬人的生活也迎來新的希望。“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讓我們在這個春天共同為夢想耕耘，以扎扎實實的勞作，去收獲一個碩果累累的未來。

在改革航船上，是做“水手”還是“乘客”？這個問題，有多少黨員干部在心里問過自己？鄒碧華問過，不僅問過，而且用他47年充分燃燒的生命，寫下了答案。

去年12月10日，上海高院副院長鄒碧華因病驟然辭世，上海司法改革的得力干將，倒在了改革征途中。得知他的感人事跡，網上網下，追憶懷念連綿不絕。人們稱贊他，“一個真正的法律人”“燃燈者鄒碧華”。

在一些人習慣對偶像質疑和解構的時代，人們為何紛紛為鄒碧華獻上如此閃亮的冠冕？從鄒碧華關于“水手”和“乘客”的選擇中，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對鄒碧華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訪，是在2013年一次關于“老鼠倉”案的新聞發布會上。當時，因案件存有爭議，是不是要公開審理，還有不同意見。鄒碧華卻主張，不僅要公開，還要微博直播庭審，庭審結束后就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他直言，目前的一些規定并不太有利于打擊此類犯罪，應繼續修訂完善。

不諱言問題，孜孜以求解決問題，讓類似爭議有解決路徑可循，在更大范圍促進公平正義。這樣的話、這樣的事，鄒碧華不說、不做，也不會有人要求他，更沒人會責怪他。但鄒碧華選擇了大膽地說，認真地做。在可為可不為之間，他選擇了可為，選擇做一個奮力劃槳的“水手”，選擇了主動擔當，而不是袖手旁觀的“乘客”。

作為司法改革航船的奮楫者，鄒碧華奮力突破，尋求改革最大公約數，所思所為都是基礎性的制度建設，未必能很快有成果。相反，為了改革的長遠利益，他需要“一點一點往前拱著改革”，不怕得罪人，不懼“背著黑鍋前行”，其中艱辛，難以言說。他這樣做是為了什么？說到底是因為，既然選擇了做“水手”，就要有不計毀譽、“功成不必在我”的擔當。

30多年來，改革航船上不乏鄒碧華這樣為改革事業殫精竭慮、破浪前行的奮楫者。本著推進國家進步、民眾幸福的事業心，主動謀事、超前做事，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在各自領域，擔當起推動改革發展之責。正是有這樣的實干者，改革航船才始終鼓著希望的風帆，破浪前行。

但也有些人放棄了手中的槳，當起了“乘客”。或者是選擇性地劃槳，在船長看見的時候奮力劃一劃，風平浪靜時輕松地劃一劃，遇到風浪時，則想著如何明哲保身。甚或站在一邊，對奮楫者冷嘲熱諷。平庸無為，拋棄責任，怎么可能做事，又怎么能成事？

鄒碧華曾經說過：“做官是做事，有人只做官不做事，不擔責任不出錯，那不是做官，是混日子。”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蹚過改革深水區，越過激流、暗礁，亟待更多黨員干部破除功利心，“看準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氣來，堅定不移地干。”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名利也好，政聲也罷，那些基于官銜、地位、權勢而贏得的顯赫聲名，終將湮沒于滾滾歷史長河。惟有那些真正心系國家，愿為民眾謀利、愿為社會文明進步傾力的奮楫者，才會在民眾心中留下永恒的豐碑。

眾多外國媒體把目光投向中國，前瞻即將召開的兩會，觀察中國發展最新脈動

中國再度進入“兩會時間”。

據報道，美國耶魯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博士生專門研究了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并總結了以下特點：過去幾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提出的關于社會和民生問題的議案逐步增多，中國在同時間段內最終落實的立法議程，也表現出了相應增多的趨勢。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社會輿情與代表議案、代表議案與最終立法之間的緊密相關性，這恰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代表性”所在。

與民意同步，與時代同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煥發活力。

2014年4月，歷經兩年時間審議、聽取多方意見之后，中國環境保護法實現25年來首次大修。《華爾街日報》評論稱，此次修訂將中國為保護空氣、水和土壤所作的承諾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法律法規，將為環保行動提供更多施展空間和權利。大約4個月后，中國預算法施行20年來實現第一次修改，中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推動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邁出重要步伐。《紐約時報》的分析是，此舉意味著中國將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解決地方債這個老問題。

“中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及時修改與實際情況和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法律，注重以立法手段改善民生、滿足社會需求，從根本上保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發揮著關鍵性的引領作用。”西班牙東亞問題專家圣地亞哥·卡斯蒂約指出，“環境保護法的修改，回應了人民群眾的需求與呼吁，著力改善民生，是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放眼寰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凝聚民意、有效治理方面具有鮮明優勢。

當今世界依舊處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深度調整期。在不少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意識形態分化、利益集團博弈、政治極化加劇等諸多現實困境已經讓一大批學者開始從改善民主實現形式這個層面展開反思。2014年，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查爾斯·庫普錢發表文章指出，在整個西方世界，“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善治的需求與政府實際縮水的治理供給之間嚴重失調”，而“公眾不信任、立法僵局以及特殊利益群體爭奪日益稀缺的資源等問題，使政府幾乎不可能戰勝挑戰”。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凝聚力、執行力深刻影響著這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最廣泛民意和務實決策之間架構起了堅實橋梁。正如日本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所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符合中國國情、豐富了世界民主類型。

連日來，眾多外國媒體把目光投向中國，前瞻即將召開的兩會，觀察中國發展最新脈動。越來越多的國際觀察者意識到，需要深刻領悟中國幾十年來成功故事背后的政治基因。

中國又將進入“兩會時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在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15年的全國兩會受到更多關注，也承載著更高期待。

兩會是中國的最高政治平臺，也是透視改革發展的窗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啃下民生、金融、國企改革等硬骨頭？經濟進入新常態，如何激發提質增效的活力？霧霾去而復來，如何讓“APEC藍”永駐天空？面對這些發展難點、改革焦點，代表委員積極履職、直面問題，建務實之言、獻睿智之策，兩會就會開得更有效率更富成果。

再好的制度設計，如果不能落到實處，也只會流于形式。激發兩會的制度優勢，離不開5000多名代表委員的忠于職守、盡職盡責。對代表委員而言，保持沉默，就意味著人民群眾的缺席和失語；認真建言，民主政治才能更好地運轉，改革發展就能汲取更多智慧、獲得更多動力。期待兩會好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