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啃下國資國企改革這塊“硬骨頭”。因為作為“長子”的國企，始終是經濟改革中最微妙和復雜的一個重要元素。

近日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談到國資國企改革問題：3月5日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表示，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不思改革；3月9日在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敗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大潮已然掀起、“混合所有制經濟”日益成為經濟改革關鍵詞之一的時代語境下，總書記的上述強調引起高度關注，也引發人們對相關改革命題的深入思忖。

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啃下國資國企改革這塊“硬骨頭”。因為作為“長子”的國企，始終是經濟改革中最微妙和復雜的一個重要元素——作為企業，在數十年的計劃模式下，它們體量大、與國民經濟“嵌入度”深入骨髓；作為單位，在“企業辦社會”的慣性下，它們“代行”了太多本該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責，對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事關“大社會”、“小社會”的穩定和諧，不得不極為慎重。而正因為這種與時代發展相脫節的存在模式，以及對全面經濟改革的深度制約，國資國企改革在今天尤顯迫切，尤需“踏石有印”的勇氣。

對比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與十七大報告、十八大報告的相關論述，不難發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國有資本”的闡述上著墨更濃。“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對各種性質資本的共存更為包容；“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從以往更強調“管資產”到如今“以管資本為主”，一字之差，意義深遠，可謂對“國有資本”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從現有的一些舉措來看，這方面的改革呈現積極信號。前幾天的總理工作報告提到，將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兩會”前夕，中國石化發布公告，將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實現混合所有制經營；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地方國企也陸續公布改革方案。廣東制定的國資改革目標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80%；四川省的改革方案則是，“不設限，所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新一輪國資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奏響序曲。再加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審批權的政府“自我革命”，一些不必要、不公正的歧視性審批項目被砍掉或壓縮，正逐步降低民間資本進入的門檻，讓它們看到更多“混”進來的曙光。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進入深水區，“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要確保真改而不是應付式改革，其一是不能寄希望予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被改革者主動迎合改革，而必須以國家政策和法律倒逼其打開市場大門和股權大門，放棄繼續“抱殘守缺”心態；其二，更關鍵在于未來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混”得公平和透明，從而防止有人借改革之名“謀取暴利”或變相歧視、打壓非國有資本。

一定意義上說，破解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國資主管部門盡快從管資產、管企業抽象為管資本。唯有從具體而微的“婆婆式管理”上抽身出來，形成“投資人監管”，更關注和強化出資人權益、資本收益，方有望超脫局部、著眼整體而不是過分偏袒某一資本構成；同時，輔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讓法律利劍真正亮劍，令利潤層層向下轉移的“記賬游戲”玩不下去，令資本運作全過程曬到陽光，則“國資改革”與“國資流失”的因果魔咒方有望被打破。

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不會取締余額寶等金融產品；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明確支持打車軟件的發展……部分新生事物爭議四起之時，多位部門“掌門人”在全國兩會中的表態，釋放出鼓勵創新、尊重市場的積極信號。除了廣為人知的“余額寶們”，深化改革也需要對更多沖破固化利益的新生事物，給予充分的尊重、容忍，甚至呵護。

當前，經濟與社會轉型處于關鍵階段。新事物次第出現，才是改革年代的風景線。以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為例，它們在滿足小微企業融資、增加百姓投資渠道、推進利率市場化等方面沖擊了傳統銀行的壟斷地位，也因存在交易風險等因素飽受非議，甚至面臨被取締的風險。但由于百姓喜聞樂見、社會輿論鼎力支持，它們得以延續旺盛的生命力。

并非所有的新生事物都能擁有“余額寶們”一樣的幸運。一些處于萌芽階段，尚未進入公眾視野，還沒得到輿論高度關注的新生事物，對既得利益者產生威脅，挑戰了原有的市場規則和秩序，面臨的壓力與阻力更是不言而喻。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傳統巨頭與新興資本的博弈，使得不少“先行者”在生死邊緣掙扎，有些甚至被輕而易舉地扼殺在搖籃中。

改革難免觸及利益，遭到舊勢力的反對。因而，在法律和制度許可范圍內，對于新生事物以及各類創新、突破之舉，給予更多的尊重、寬容與鼓勵，應是改革年代不可或缺的氧氣。

助推新生事物日臻成熟，離不開解放思想、順勢而為，同樣也離不開積極引導，以更科學、更規范的制度約束與監管，促進其健康發展。新生事物時常會出現不可預知的風險，有時也會奔跑在監管的前面，但即便會有再多麻煩、再多艱辛，主管部門也不可因此“一禁了之”。

各級政府不僅要敢于包容新生事物出現、為革新提供更為廣闊的平臺與舞臺，也要善于給予正待嶄露頭角的創新更多的空間和機會。期待更多領域的創新都能獲得“余額寶們”式的“不會取締”。

摘編自新華社3月7日電

文/孔祥鑫 梁建強

同一位全國經濟界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期間，就2014年中國經濟話題分別接受媒體與網站采訪，所呈現的內容讓讀者有判若兩人之感。這個全國政協委員就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

中新社采訪余永定所發新聞標題是《余永定反駁“唱衰中國論”：中國有足夠手段克服危機》。余永定接受采訪的前提是：近期一些境外機構和國內外媒體集體唱衰中國經濟，一口咬定當下的中國經濟存在極大風險，前景堪憂。余永定反駁的核心陳述是：中國不會陷入經濟危機，因為中國財政狀況良好，金融體系運行穩健，有足夠手段克服危機。

但在接受某門戶網站專訪后，新聞標題成了《余永定：2014年金融領域是危險地帶》。2014年金融領域是危險地帶的確是余永定所說，但余永定說這話有前言后語，有前置條件和特定談話語境。

金融是個超大行業，從實體銀行到影子銀行，從傳統存貸業務到保險、基金、證券、期貨、信托、擔保等無所不包。2014年中國經濟中，金融領域究竟是不是“危險地帶”？作為一種警鐘長鳴和未雨綢繆，永遠值得政府監管部門、行業自身、業界人士尤其是高管群體警醒與清醒。而在普遍市場領域乃至于作為社會輿論渲染和蔓延——掐頭去尾的“危險地帶”論既不厚道更不地道，因為它將影響到人們尤其是市場法人和各類市場參與人士對今年經濟走勢的客觀判斷。而失真、錯誤乃至過度悲觀的判斷，將直接和間接影響市場法人的投資和經營行為。

在國際權威金融研究機構——英國《銀行家》公布的2013年全球1000強銀行榜單中，中國“工農中建”四大行全部入席前十，中國工商銀行名列全球第一。這一排行的權威性，硬就硬在資本總額、存貸款額、利潤率、市場化程度、存款準備金充足率、撥備金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關鍵銀行經營指標，中國工商銀行均榮獲全球最佳。

摘引中國央行《2013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3年國內銀行業不良貸款率0.93%與年初持平（不到全球不良貸款率的四分之一），利潤和利潤率繼續保持全球最高（中間包含一部分不合理收費），短中長期信貸比例合理程度全球第一，銀行中小和小微金融服務增速及份額，雙雙高出針對大中型企業的同類指標8個百分點以上……這一連串的數據，雖出自中國央行，但與國際銀聯的研究跟蹤結論可作互相印證，更為李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國金融業去年運行狀況和當下現狀的原則描述作了頗具說服力的數據注解，而中國銀行業靚麗的經營業績離不開金融改革的步步深化及現代金融體制建設的步步為營。

不可否認，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和對經濟全局的深度影響，令人們必須始終對金融傳統業務、創新業務、企業債、政府債、民間信貸擔保業務、跨業經營業務的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風險抱有極大且長久的警惕。而2014年繼續依靠金融改革牽引，主動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原則已見諸《政府工作報告》，細則則寫進了金改“國十條”。與其一味渲染“危險地帶”，不如催促金融行業逐項落實改革細則為要。

邢理建（上海 學者）

“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奮楫者最需要的是調動自己的內生力量，向深化改革要動力。

今年兩會，關于自貿區的復制推廣頗受關注。自去年10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自貿區”概念迅速流行。近日，不少省市也紛紛傳出積極申報試點自貿區的計劃。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央為推進新形勢下改革開放提出的一項重大舉措，寫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和政府工作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談到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時，更鼓勵上海“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盡快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新制度”。

但是，“復制推廣”的是什么？倘若將“自貿區”僅僅看成是一次政策紅利的釋放，寄希望像復制工業園區那樣跟風上馬自貿區，恐怕不僅會誤讀自貿區的創新價值，更誤解了中央加快自貿區建設的改革深意。

自貿區是什么？自貿區是制度改革試驗田，是“種苗圃”，而不是“栽盆景”，是要孵化出可復制、可推廣、行之有效的制度。它是“廢”、“改”、“立”——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廢除不符合市場規則的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海關監管制度、企業登記制度；建立新的、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以簡政放權吸引企業投資，通過政府自我革命推進市場公平；以“負面清單”制度給企業以創新空間，釋放束縛企業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如果要說優惠政策，“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的要求就是自貿區的優惠政策，制度改革就是自貿區的政策紅利。這就是中央加快推進自貿區建設背后的改革深意：一方面，通過上海的先行先試，探索適合中國特色的投資和貿易體制；另一方面，也給地方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要擺脫政策依賴，以創新有為、善作善成呼應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

今天，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各區域發展不平衡，面臨挑戰也不同，再期望有一個統一優惠政策拉動經濟增長已然不可能。相反，由于習慣對政策依賴，導致地方過多干預市場、遏制市場活力。

要設自貿區，先要讀懂自貿區。同理，要趕上新一輪改革開放這一班車，就得弄清楚這趟車開往哪個方向，看明白趕上這趟車的線路。試圖等著靠中央優惠政策來追趕改革開放的車輪，失去了先發優勢，終歸是慢一拍，弄不好，真會錯過了站點和時機。30多年前，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簽訂“生死契約”分田到戶的時候，誰給了他們可以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惠政策？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基層創新，需要“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

制度創新從來就不是只能在掛起牌子的圍墻里才能實踐。事實上，各地各領域都存在許多“廢改立”問題，在哪里試驗并不重要，關鍵是要有智慧和勇氣，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找到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奮楫者最需要的是調動自己的內生力量，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惟此，才能不陷入激流漩渦中，無法行進。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五

醫院管理方在醫患沖突出現苗頭時應及時介入調解，在發生醫護人員受威脅時及時向警方求助，當出現醫護人員被挾制、傷害時，堅定為他們維權，而不能心存怕事心理，把醫護人員推到沖突的最前端。

據報道，近來，暴力傷醫事件屢屢發生，南京護士被打致癱瘓，廣東潮州上百人“押醫”討說法，北京協和醫院兩護士因拒絕給病人加號被打傷……全國政協醫衛界別90位委員日前聯名遞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嚴厲處置傷醫行為。

暴力傷醫一而再發生，令人觸目驚心的沖突，鮮血淋漓的受害者，不僅讓醫護人員的安全感降到冰點，也讓整個社會為之憂慮。這種情勢都在加劇有關方面處置類似惡性事件的緊迫感。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去化解暴力傷醫事件？政協委員的“緊急提案”，必須要有個緊迫的回答。

據悉，90位委員提案的核心就是希望將醫療機構明確列入公共場所進行管理，讓“公安成為醫院治安的主體”。醫院具有不特定的多數人可隨時出入、停留的特征，尤其是眼下，許多大中型醫院公共區域人流量龐大，成為糾紛沖突的高發區，因此，將醫療機構納入公共場所進行管理，確有其合理性。

醫療機構納入公共場所進行管理，一方面能夠強化警方的治安管理責任。在醫患糾紛出現端倪時，警方及時在場，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醫院安保人員，在發現可疑人員，或在患者或其家屬可能出現情緒失控時，無權對他人采取強制措施，而警察則有這方面的執法權力。另外，警方加強對醫院的巡邏，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震懾針對醫護人員的暴力行為。

另一方面，醫院如果明確為公共場所，那么對于“醫鬧”、“傷醫”等過激行為，不但可以進行治安處罰，嚴重者，還可以按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進行刑事追究。這無疑能提升打擊暴力傷醫力度，更有利維護醫院正常醫療秩序。

不過，僅僅強調醫療機構的公共場所屬性，并立足于強化治安管理，這仍然不夠，要真正還醫院一片安寧，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例如，醫院薄弱的安保設施繼續改善。許多傷醫案件中，犯案者可以攜帶兇器，隨意進入醫院，而在美國，不少醫院都在醫院大門裝備金屬探測器，以避免兇器入內。這樣的經驗無疑值得我們借鑒。另外，有必要學習國外，在一些重點部位設置報警鈕、緊急員工避險房間等。根據國內的情況，如大中型住院部護士崗，耳鼻喉門診部等，可考慮設置。

再如，作為醫院管理方，在醫患沖突出現苗頭時應及時介入調解，在發生醫護人員受威脅時及時向警方求助，當出現醫護人員被挾制、傷害時，堅定為他們維權，而不能心存怕事心理，把醫護人員推到沖突的最前端。此外，醫院應當檢討管理的各種環節，多聽取一線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意見，改善醫療服務，對于可能引起爭議和沖突的管理環節，盡快作出改進，降低醫患糾紛發生的幾率。

暴力傷醫，固然要在事后嚴厲追究，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還在事前防范。醫護人員的血已經流得夠多了，我們絕不能再讓這樣的悲劇繼續上演。

近日，網傳浙江慈溪等地出現“神桶”，說是把蔬菜、水果和水按比例放桶里發酵，可減肥、降血壓等，甚至包治百病。而在網上，它也賣得脫銷。但據調查，它實為日本產的用來防腐防臭的垃圾桶，目前慈溪有關部門已介入調查。

趙本山小品《賣拐》讓我們知道了什么叫忽悠，而對于追求養生的人來講，稍不留神就會碰上“賣拐”者。尤其近年來，會呼風喚雨的半仙、能返老還童的良藥、包脫胎換骨的儀器層出不窮。如今的“神桶”，只不過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副“拐”。

對于受騙者，我們當然可斥其文化水平低、辨別能力差、盲目從眾。但我們也應思考，為什么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讓騙子“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臺？如果附著于信息發布機制的權威科普能到位，如果賣拐者能被追責……酵素桶還能“經常賣到脫銷”？

打開電視、網絡，隨時能看到各種吹牛皮的廣告。可罕見有專家指出其騙局本質，讓其流產。各種保健品“禁止宣傳療效”的規定早就有，只是一直停留在紙上。在此情境下，忽悠連著的是切實好處，而非被依法追責，“神桶”又怎么可能是最后一副“拐”？

□劉昌海（教師）

只有在國家層面對霧霾致病進行更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的治污和霧霾應急，才能更有的放矢，才能說服民眾配合。

據新華社報道，“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建議建立國家層面的霧霾醫學報告發布制度。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衛生廳廳長李利說，發布霧霾醫學報告是有必要的，社會在霧霾對人的健康究竟有什么影響及如何科學應對方面知識有限。陳立國代表也表示，“每次霧霾出現，媒體僅僅報道去醫院呼吸科就診的人數增加而已，但究竟有什么影響，公眾卻所知甚少”。代表們建議，霧霾醫學報告應重點對影響人群健康的成分進行分析，揭示霧霾對民眾相關疾病發病患病及對民眾產生的急性影響，估算霧霾所致的民眾超額死亡數、死亡率，評估霧霾的健康風險。

PM2.5、霧霾，眼下成了輿論熱詞，但各地的PM2.5里到底有什么，霧霾又會給健康帶來哪些具體的傷害，人們多不了解。在一般人眼里，霧霾似乎只對有呼吸系統疾病的人群有顯著影響，但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卻指出，霧霾對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對孩子的生長發育及孕婦的早產等都有影響，特別是對腫瘤影響比較大。在國外，不少研究報告表明，霧霾會造成人的預期壽命縮短，死亡率增加。

不過，眾說紛紜下，我們卻未能看到一些詳實的研究，及相關數據發布，鐘南山也表示，從國內的霧霾致病來看，只有少數可信論據。之所以會出現這尷尬，是因我國對于霧霾致病的研究，關注得比較晚。此前只有極少數科研機構在關注這一問題，相關研究也處于保密狀態，加之以前污染監測數據的不公開，以及一些地方環境監測數據造假，更加重了研究的困難。而代表提出的霧霾醫學報告發布制度，就意在補足這塊短板。

建立霧霾醫學報告發布制度，有著許多好處。它可以喚醒一些地方政府和民眾對霧霾污染的麻木。這幾年來，霧霾頻襲，但一些政府部門似乎對此不以為然，如在南京，霧霾天記者打電話到環保局，卻被告知專家放假。對公眾而言，普遍缺乏對霧霾的防護意識，更讓人擔憂。而霧霾醫學報告發布，則有利于形成科學認知，帶來應急和防護意識的提升。

國家層面對霧霾致病的研究，對于制定霧霾的預警和應急措施，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指導作用。可以看到，目前不少地方都制定了霧霾天的應急方案。但是仔細斟酌，這樣的方案多比較粗放，缺少詳實依據。例如，霧霾里有哪些特征污染物（包括重金屬、有機化合物等等）；哪種污染物對人體危害最大；PM2.5污染，在不同濃度之下，與各種疾病的發生率存在何種聯系，這些仍然未知。PM2.5分別在什么數值區間，學生可以安全地在室外任意活動；只能進行有限的，非劇烈的運動；必須停止一切戶外活動，都缺乏認真研究。霧霾天不做防護，暴露于室外鍛煉的人群，及室外工作人群（如建筑工人、快遞員等）的身體健康水平長期內會呈現怎樣的變化，也缺少相關的醫學調查。顯然，只有對這些進行更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的治污和霧霾應急，才能更有的放矢，才能說服民眾配合。

有報道說，針對霧霾致病，我國已在11個城市做布局監測，這無疑是個良好的開始。霧霾致病，這是一個急需揭開的謎題，期待代表們呼吁的霧霾醫學報告制度早日成真。

□新京報評論員 于平

全國兩會上，針對政協委員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簡單提高起征點并不公平，不能體現每個家庭的差異。我們要把分項征收改成“綜合所得稅征收”，在征稅時不僅要考慮個人收入，還要考慮其在贍養、撫養方面的負擔及家庭基本支出。

樓部長所言極是。“一刀切”的個稅起征點看似公平，但在實際未必，“綜合所得稅”是今后個稅改革的方向。

但是，“綜合所得稅”在短時間內恐怕無法實現。不說別的，怎樣核查每個納稅人的實際負擔、怎樣甄別哪些支出屬于家庭基支出，至今仍未破題。

所以正確的辦法是，一邊加快“綜合所得稅”改革進程，一邊讓個稅起征點不斷“與時俱進”，使之與經濟發展、物價水平、居民收入相適應。這兩者其實并不矛盾，即使實行“綜合所得稅”，個稅起征點仍需要不斷提高。簡而言之，在“綜合所得稅”實施之前，個稅起征點該調還得調。

□晏揚（媒體人）

日前，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小組討論會間隙，全國政協委員、國土資源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國家土地副總督察徐德明接受了記者專訪時稱，不動產登記的信息“尊重公眾的意愿，不愿意公開就不公開。但登記后有利于保護個人產權。”

徐副部長的講話，在我理解來看來，有兩種解釋，一種理解是，將“公眾”作“公民個人”來理解，也就是說，是否公開不動產登記信息由公民個人決定，不愿意公開就不公開；另一種理解是，將“公眾”理解為一個集體概念，也就是說，是否公開不動產登記信息由公眾集體來決定，由公眾投票決定，或者召開立法聽證會，再由全國人大審計表決決定，如果投票或者表決的結果是不愿意公開，那就不公開。

推進不動產信息登記，是有關部門近年來極力推動做的事情，這一制度，在目前來看，至少有三個好處，一是有利于有關部門準確地掌握房產信息，便于統計信息的準確和進行宏觀調控，也方便于今后房產稅的征收；二是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確保公眾的利益；三是有利于反腐敗，讓官員及其家屬不法獲得的房產曝光。但是，從徐副部長的講話來看，無論作哪種理解，都不是十分有利于這幾個目標特別是反腐敗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造成公民個人隱私的泄露。

如果說不動產登記信息，由公民個人來決定，不愿意公開的就不公開，那么，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不愿意公開，這里面包括幾乎所有的潛在貪官。那么，公眾就無從知道官員到底有多少套房產，而他擁有這些房產是否與他的合法收入成正比，那么，公眾就無從監督官員的財產，從而無法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那么，反腐敗力度就會大大地消減。如果不動產登記信息是否公開由公眾集體決定，一種結果是不公開，這同樣不利于反腐；另一種結果是公眾集體決定公開，官員的房產是公開了，有利于反腐，但是，普通公民個人的信息卻也公開了，這就不利于保護他們的隱私。

在不動產信息是否公開上，關鍵在于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一種是普通公民，他們的個人房產信息絕對是個人隱私，要嚴格保密，否則不利于他們日常的生活和交易，甚至還會招致犯罪分子的侵害。另一種是掌握一定公共權力并且具有一定級別的官員，本來，他們的房產信息也屬于個人隱私，需要保護，但問題在于，他們掌握了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極容易用來個人牟取私利，其中房產就很可能是他們聚斂不法財產的產物，因此，對于掌握一定公共權力的官員而言，他們要犧牲一定的隱私，他們的房產信息必須公開。

因此，在公民不動產信息是否公開問題上，不宜以一句“尊重公眾的意愿，不愿意公開就不公開”了事，而是必須兩條腿走路，加快立法步伐。一方面，對于具有一定級別的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必須強制性公開，供公眾查詢，以促進反腐敗和官員的守法。另一方面，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則制定更加嚴格的保密制度，不能因為公民在購房等環節登記了個人信息，就放棄對公民身份信息、房產信息等的保護，除非特殊情況，比如交易雙方要知道對方的信息或者司法機關憑法定手續進行查詢外，一律不得公布公民個人房產信息，否則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楊濤（江西檢察官）

養老金制度是事關全體公民的大事，其每一步改革都將牽動公眾神經。改革越早、力度越大，越能得到大多數公眾的支持并使其獲益，越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穩定。與此相比，少數人的利益訴求需要傾聽和兼顧，卻不能受其所阻而裹足不前。

醫療、養老，歷來是每年“兩會”的熱點議題。而今年“兩會”期間，“并軌”則成為養老議題的“主題詞”。“兩會”開幕之前，國務院辦公廳便已出臺《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待《意見》落實，則意味著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農保”的并軌。

目前我國現行養老金設計中，共包括5種針對不同人群的模式，即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及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其中政府公務員實行由財政負擔的退休金制度，無需個人繳費。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制度正在改革之中，其改革方向是從公務員方式，轉為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并軌。后三種人員的養老保險雖然也有不同，但均為個人繳費加企業、集體、政府補貼的形式，多繳多得。

近年來輿論不斷批評養老金“雙軌制”，指的是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由財政負擔的退休金制度，與其他人員的養老保險制度之間的“雙軌制”。而輿論希望實現的“并軌”，則是上述雙軌之間的并軌，實現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與城鎮職工等其他社會成員，共享同樣的養老金制度。

但目前有望實現的并軌，并非上述意義上的并軌，而只是城鎮居民與“新農保”之間的并軌。不難發現，一方面這是5個養老金群體中水平最低的兩個群體，另一方面，這兩個群體并軌之后，原參與“新農保”的群體的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群體也沒有損失。也就是說，這一并軌實現的是有人受益但無人受損的所謂“帕累托改進”。

眾所周知，由于無人受損因而阻力較小，社會變革大多尋求從帕累托改進入手，以減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中國改革初期一路高歌猛進，恰與這種選擇有關。

而在養老金制度改革、并軌中，實現城鎮居民與“新農保”并軌容易，但實現公眾最為關切的“雙軌制”并軌，則必然因為觸及到公務員及事業單位職工的利益，而遭遇極大的阻力。

有數據顯示，公務員及尚未實現改革的事業單位，職工退休前無需繳費，退休后的退休金，可以達到退休前工資70%到80%，城鎮職工退休前至少需繳納15年養老保險，退休后的養老金則只能達到退休前工資的50%。兩相比較，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在老制度下的實利，和改革后的損失，確實非常顯著，公務員們以各種方式反對、拖延改革以維護既得利益，也就很容易理解。

但改革、并軌勢在必行，即使把最難啃的骨頭留到最后，但終歸還是要啃。因為只要養老金制度的雙軌制存在，所有關于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闡釋，就都缺乏合理性。“政府管不了所有人的養老，為什么偏偏管得了公務員的養老？”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回答的詰問。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改革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并將其列為2014年重點工作之一。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此分析稱，這等于為公務員及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改革給出了“時間表”。如果這一解釋成立，意味著公務員及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改革將在今年內實現，或至少起步。若真如此，則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和推進力度，都超出一般預期。

養老金制度是事關全體公民的大事，其每一步改革都將牽動公眾神經。改革越早、力度越大，越能得到大多數公眾的支持并使其獲益，越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與此相比，少數人的利益訴求需要傾聽和兼顧，卻不能受其所阻而裹足不前。

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

“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把13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保障糧食安全，就要回答一個“誰來種地”的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外轉移，不少農村出現務農勞動力老齡化和農業兼業化、副業化現象。破解這個難題，一個重要出路就是農業產業化。

所謂產業化，就是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是要切實改變過去那種粗放、低水平的種植方式，積極培育種糧大戶、農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龍頭企業。也只有成規模、成產業鏈的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發展起來，才能有效保證先進的種植技術到位，提高種糧的機械化水平，降低種糧成本，提高糧食單產。這正是實現農民增收、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向深化改革要動力。這個動力從何而來？既來自于頂層的科學設計，也來自于基層鮮活探索。從小崗村鮮紅的手印到“深圳速度”，從華西村的騰飛到中關村的興起，可以說，一次次改革的探路，就是一個個生動的樣板。就我們春暉集團來說，5年前，土地流轉還是“新鮮事物”，我們就開始了嘗試。我們深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必須保障農民的財產性權利，必須讓農民嘗到改革的甜頭，收獲改革的紅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在中央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支持下，不斷“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我們有信心在希望的田野上造就更多“改革新氣象”。

（作者為湖北春暉集團董事長）

前日下午，全國政協醫衛界別90位委員向大會遞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并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盡快制定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這也是此次“兩會”上的首份“緊急提案”。這里有一個概念，即什么是“緊急提案”？

實際上，針對“緊急提案”，并不能找到一項成文性條款。從以往慣例來看，所謂“緊急提案”多為媒體報道提及。大多數時候，它是指委員們在政協全體會議提案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根據當時的一些熱點、突發，臨時撰寫、提交的提案。比如這次敦促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就是基于一段時間以來的暴力傷醫事件。

“緊急提案”是不是一定要在“兩會”期間提出呢？還是從過往經驗來看，不一定。相對來說，“緊急提案”側重于緊急。它是從地方到全國的政協委員，在地方或全國發生特殊情況、事件，認為有必要作出相關改進的時候，即可向政協提交的提案。換句話說，并不能因為“兩會”集中了更多的“緊急提案”，而認為“緊急提案”專屬“兩會”。

進一步來說，就要延伸到委員或者代表的職責上了。委員代表的履職工作貫穿于他們的整個任期，而提案議案也是在任期內完成。雖然說全體會議每年只有一次，但履職本身卻不因全體會議的短暫而“壓縮”。在現在來說，這大概已經是一個公認的常識。可是，將履職常識貫穿到日常工作中，可能就看到一些問題了。

拿“緊急提案”為例，緊急所對應的是不確定的重要情形或事件，它是已經出現了某個問題，委員覺得可以通過提出好的提案，來應對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緊急提案有其迫切性，同時在提出的時間點上，又偶然和隨機。因此，照理說來，“緊急提案”應該更多地出現在日常時間段，會議時段“緊急提案”較多，其實不該是常態。

再來看看過去的典型性的“兩會”緊急提案。最有名的恐怕是2004年的一項“緊急提案”。2004年3月4日上午，在全國政協41組醫衛界委員的討論會上，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指出，非典是由四五十種病原體造成的一組疾病，而2003年由冠狀病毒引起大規模暴發的非典只是其中一種。我個人的看法，要么就叫做SARS，要么就叫典型的非典型肺炎。當天下午，這份由30多位委員簽名的緊急提案，被正式提交。這也就是“為政協報告中的非典更名”的“緊急提案”。不從提案本身，只是從時間點看，此時距離SARS疫情期已有一段時間，“緊急”可以指會上臨時提出，卻在時間上存在滯后性。

另一種情況，則是“緊急提案”的“虛與實”。現在我們看到的90位委員就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提出的“緊急提案”，有著很強的臨時動議背景。但資料顯示，這項“緊急提案”早在去年11月即已提出過，區別在于，彼時的聯名全國政協委員為30名。這提出一個問題，即可不可以有重復性的“緊急提案”？再則，作為一個牽涉出臺新的法規的提案，是不是需要投入必要的時間和專業性考量，不容倉促提案？相反，有些針對特定時期某一事件指出的“緊急提案”，可能會經過漫長周期的調查回復，最后通過出臺相應政策付諸實踐，有的時候，它可能錯過了即時回應的最佳“時效期”。

上述這些與“緊急提案”有關的問題，需要未來更多政治實踐的鍛煉，在國家民主成熟的過程中一點點改進。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

今年的全國“兩會”剛一開幕，就讓兩個網絡熱詞再度火爆：一個是“你懂的”，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句“你懂的”引來笑聲一片；另一個是“嘿嘿”，東莞市長被記者追問掃黃和經濟轉型的問題，連答3個“嘿嘿”，引發網絡熱議。面對敏感問題，如此作答既不失聲，又做到了慎言，無疑體現了官員的睿智，當然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們的無奈。

在全媒體時代，官員如何說話的確是一門學問。面對媒體，官員不說不行，說多了不行，說過了、說錯了更不行，因此各級官員特別是“拋頭露面”的新聞發言人需要不斷修煉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這些年來，官員說話的水平明顯提升有耳共聞，“嘿嘿，你懂的”讓敏感問題“脫敏”于輕松談笑間就是很好的明證。

“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調侃背后映射官員對媒體的恐懼心理。曾幾何時，或者有的還在進行時，官員以“多語種”面對記者：一是普適枯燥的“官語”。“此事還在調查中。”“您的建議已向相關部門反映。”等成為公眾最反感的官話套話。二是口不擇言的“雷語”。“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財產？”“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等官員“雷語”滿天飛。三是盛氣凌人的“狂語”。“你們將來受了處分，吊銷了你們的記者證，你們不要后悔！”等恐嚇記者之詞并不意外。四是應付了事的“推語”。“這個事不好說太細。”“沒時間跟你閑扯。”等推托敷衍之辭頗為常見。五是緘口不言的無語。打死也不愿接受采訪，即使被記者“纏”上了，也是以一句“無可奉告”甩給記者。

這些都可視為傳統的官方話語體系，如果任其發展，不僅矮化了干部隊伍，也挫傷了媒體的激情，割裂了官民的關系。在官媒互動、官民互動日益密切與頻繁的語境下，囿于傳統的話語體系，顯然已不合時宜，創新話語體系迫在眉睫。“嘿嘿，你懂的”不失為一種風趣幽默的“妙語”，但愿能為官方話語體系帶來一股清風。

上層帶動、公眾期待官員多說接地氣的“俗語”、多說掏心窩的“心語”。習近平總書記善于用講故事、擺事實的方式凝聚共識；善于用大白話、大實話解惑釋疑；善于用聊天式、談心式的語氣娓娓道來。這種語言風格和特點，充滿吸引力、感召力，對創新官方話語體系具有標本意義。

說話，既是一種思想觀點和能力水平的展現，也是一種領導藝術和技巧的反映，同時也是一個人立場、態度和情感的表達。透過“嘿嘿，你懂的”這兩個令人無限遐想的熱詞，我們能看見說者應答復雜問題、敏感問題的隨機應變能力和良好的媒介素養，也能看見說者的無奈與自嘲。

這種無奈不完全是面對媒體的無奈，其間夾雜著對相關問題無權公開或不便公開的難言之隱。當涉及敏感問題的傳聞眾所周知而真相還躺在被窩里睡覺似為常態之時，公眾“拼圖式”想象與臆斷性猜測就不可避免了。信息公開不及時、不透明的“霧霾”不僅讓公眾云里霧里，也讓亮相官員難以應答。以此視角看，其實“嘿嘿，你懂的”是對進一步及時公開信息的急切呼喚。

如果藍籌試行T 0，那么同樣是上交所的投資者，因為投資不同的股票，有的可以T 0交易，而有的則只能T 1。推而廣之，同是A股市場的投資者，滬市投資者可以T 0交易，而深市投資者卻只能“敬而遠之”，這也是不公平的。

日前，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在參加全國人大安徽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證監會正在研究T 0交易制度。他透露，若要推行T 0，不會一步推開，而是考慮在一定范圍內，設定一些條件先行試點。其中一種可能是先從大盤藍籌股開始試行。這是監管部門對T 0交易制度再次進行表態。

上月26日，上交所曾以微博發布的形式，通報了2014年各項重點工作部署，其中就包括“完善藍籌股交易機制創新，研究藍籌股市場符合其特征的差異化交易機制”。該消息出臺后，市場上有傳聞稱，監管層正在研究“上證50藍籌股T 0交易”可行性，也引發了券商股的躁動。

近幾年來，市場上要求恢復T 0回轉交易的呼聲可謂不絕于耳。特別是，在股指期貨推出后，由于期指實行T 0交易制度，而A股實行T 1交易制度，更是導致A股投資者與期指投資者之間產生嚴重的不公平，也遭遇市場的廣泛詬病。但是，關于恢復T 0交易的問題，監管部門一直保持著非常謹慎的心態，并沒有輕易放行。

無論是此前上交所理事長桂敏杰表示T 0沒有技術障礙也好，還是證監會主席建議在藍籌股試點也好，在藍籌股或上證50成分股試行T 0交易，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必須面對。一是何謂大盤藍籌股？如果說工行、中行、中石化等屬于藍籌股的話，那么這兩年業績頻現虧損的中國鋁業算不算藍籌股？瀕臨退市邊緣靠甩賣資產保殼的*ST遠洋又是否屬于藍籌股？其篩選的標準又如何？二是如果T 0僅僅在大盤藍籌股中試行，同樣屬于藍籌股，那些中小盤藍籌股又將遭遇到不公平。原先業績平平者晉身藍籌股以及藍籌股業績下降甚至開始連續虧損，又該如何處理？三是即使是T 0試點限定于上證50成分股，但其成分股幾乎每年都有變化，最“資深”的諸如浦發銀行等2004年已加入，資歷淺的去年12月份才成為其中的一員。每逢成分股更換時，那么相關個股可能出現今日T 0明天T 1，或今日T 1明天T 0的情形，容易引起投資者混淆與錯亂，進而導致損失。

不僅如此，如果藍籌試行T 0，那么同樣是上交所的投資者，因為投資不同的股票，有的可以T 0交易，而有的則只能T 1。推而廣之，同是A股市場的投資者，滬市投資者可以T 0交易，而深市投資者卻只能“敬而遠之”，這也是不公平的。

某種意義上，監管部門欲在藍籌股試行T 0交易，亦不無活躍滬市交易氣氛的意圖。自深市創業板推出后，因為有了中小板與創業板，中小盤股公司越來越多的深市表現明顯強于滬市，滬市由于大盤股居多，撬動其股價需要巨量資金，再加上市場表現低迷，投資者信心嚴重不足，導致滬市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而如果T 0在大盤藍籌股試行，不僅能使滬市交投活躍，也有利于與深市展開競爭。

但藍籌試行T 0絕對是個餿主意，也會在市場中造就新的不公平。監管部門與其在藍籌股試行T 0，倒不如在整個市場中全面鋪開，如此才能體現公平原則，而其中的關鍵則在于監管要到位，對個中存在操縱股價等違規行為定要做到嚴懲不貸。

□曹中銘（財經評論人）

當每個公民都開始小心地呵護著他人的權利的時候，足以證明權利意識、生命意識已經深入人心。而對自己及他人生命和權利的尊重，正是成熟公民的最顯著的特征。

截止到撰寫本文的時候，與地面“失聯”的馬航MH370客機，及機上239名乘客與機組人員的命運，仍然沒有可以最終確證的消息。在這十多個小時的時間里，全世界媒體的目光，都在追尋著那架莫知所蹤的飛機，都在關注機上239名人員的命運。雖然人們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接受不幸的噩耗，但同時也在默默地祈禱著奇跡的出現。

在中國，人們則把更多的關注，投向包括一名嬰兒在內的154位同胞的命運。微博上，無數互不相識的人們點燃虛擬的蠟燭，為生死未卜的同胞祈禱，為已經陷入悲痛的乘客家屬送上遙遠的祝福；國家領導人迅即做出批示，指示各有關部門盡最大努力投入搜尋；微博、廣播、電視、報紙，都在各盡自己的努力，為焦急關注著的人們提供更多信息。

悲劇或許已經發生，但為最后一點希望所做的努力仍然沒有放棄，因為每個公民的生命，都牽動著全體國民的神經。

生命高于一切，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逐漸深植并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價值理念。國家領導人在“兩會”的緊張日程中迅即就搜救工作做出指示；外交部長王毅中斷“兩會”新聞發布會，返回外交部處理相關事宜；新聞媒體以最醒目的篇幅和時長關注事件進展，都是這種理念的具體體現。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并沒有人表示意外或驚訝，而是視為理所當然。政治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正是為了讓每個公民都過上安全、富足、尊嚴的生活，因此當一部分公民可能不幸罹難的時候，本身就該成為政治議題的一部分。

而在微博世界中，已經有網民開始質疑媒體記者對“失聯”客機乘客家屬的采訪是否得當，認為記者圍堵式的采訪，可能給本來就焦急、悲痛的家屬，帶來新的心理創傷。雖然記者應該采取何種方式進行采訪，本身存在不同爭論，但來自公眾的質疑，卻證明今天的公眾對他人權利及心理的尊重，已經深植于心而成為本能的反應。而這樣的意識和基于這種意識的質疑，即使在幾年之前，也還難以想象。

不要小看這種變化中蘊含的進步。當每個公民都開始小心地呵護著他人的權利的時候，足以證明權利意識、生命意識已經深入人心。而對自己及他人生命和權利的尊重，正是成熟公民的最顯著的特征。

或許會有人質疑，這樣的良好表現，只能出現于重大災難發生的特殊時刻，而在更為普遍的常態時間里，中國人對他人權利的認知和尊重，卻顯得那么不夠，并因此而懷疑這一刻的良好表現不過是暫時的矯情。

確實，當下的中國社會確實呈現出多樣且矛盾的特征，汶川地震后，沖上一線冒險救人的醫護人員，被視為最可親可敬的白衣天使。而近年來卻又不斷出現患者或家屬的殺醫、傷醫事件，似乎醫生不再是那些醫生，群眾也不再是那些群眾。同樣，3·01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中，最先趕到現場以肉身呵護群眾的公安干警，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而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們也承受著同樣來自群眾的誤解和不滿。

或許有一種可能：越是權利意識逐步加強的時候，對權利受到傷害的現實越是難以忍受；越是期待人人都相互尊重的時候，越是容易對來自他人的輕慢作出過激反應。

沒有哪種簡單的方式，可以解釋當下中國所呈現出的復雜面貌。但無論如何，當網絡上浮出一片“今夜，我們都是馬航乘客家屬”的時候，我們有理由不再那么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