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從“兩會”現場陸續“傳來”代表委員的提案議案。從內容上看，它們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既有如霧霾這類全國上下關心的問題，也有代表委員所屬領域、行業的重點難點，以及代表委員自己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

以提案議案為窗口，不難發現，“兩會”參加者的政治活躍度在不斷增加。過去，我們的目光常常放在少部分“放炮者”身上。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我們對代表委員的要求是不能沉默，把意見表達出來，讓每一個提案，每一次表決都有理有據。雖然今天，關于鼓勵意見表達的提法依然存在，但可以看到，話題的重心正在從表達意見，轉移到意見的內容。

提案議案要提什么？從代表委員的組成方式來看，他們最熟悉肯定是自己所在的領域，也能提出更專業、更有建設性的問題。事實上，大部分具有一定專業背景的提案，都因循著這個原則。然而，它可能導致一個問題，即一旦提案議案與代表委員的關系太過緊密，一來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關聯性，進而導致立場不夠中立，二來所涉問題可能專業色彩太濃，甚至過于偏窄，簡單來說，就是跟大多數人離得太遠。提案議案的多樣性是滿足了，卻也因此會讓問題太過分散，抓不住重點。

“兩會”意在共商國是，國家宏觀上的問題不少，各大問題之下的子問題也不少。抓大的問題，其實每年都有那么幾件，例如稅收。單以稅收為例，它既高度專業，又因為頻頻“亮相”而給人某種疲勞，相對于更新更及時的問題，它未必會被放在關注的首位，但對國家來說，把這樣的問題放在首位一點也不過分。實際上，放在財稅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它是最重要的問題，而從稅制發達國家的政治實踐看，即便制度完善，也絲毫不會削弱它在國家政治議題中的地位。這就牽扯出一個問題——怎么面對這種不變且專業的重要議題。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是一個門外漢的例子。在去年“兩會”上，她提出《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直接對應“稅收法定”的重要原則。過去的一年，自學財稅知識，并與全國多位相關教授聯系，共同研究議案，甚至與人大預算工委專家當面交流。今年，她在議案中更進一步細化了自己的主張，提高了議案的操作性。這一方面說明提案的專業性本身不一定阻礙提案，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其實任何提案都帶有一定的專業色彩，但提案所涉問題越是根本和重要，就越應成為常識被推動，而不因“專業壁壘”所局限。

今年另一個典型的跨專業提案來自崔永元。據他表示，其長達數月的國內外調查，以及相關國內情況的證據，都將在提案中體現。盡管國內已經有個人或科學網站，對其紀錄片中一些觀點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但對于提案來說，觀點正確與否可能還并不是最重要的。提案的意義更多還是讓大家發現問題，共同關注問題，并要求相關方面重視問題，給一些關乎公共利益的問題以解答。

昨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生態文明建設關系人民生活，關乎民族未來。霧霾天氣范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

“堅決向污染宣戰”，政府工作報告關于環境保護部分，最大的亮點莫過于兩個“硬”字：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體現了中央政府對于以霧霾為首的環境治理的堅強決心和清醒態度。

關于環境保護，這些年來，最大的失誤莫過于失之于軟：一方面我們時常聆聽“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之類漂亮的環保話語，另一方面，我們又無奈地看到環境日見其脆弱和惡化。這種“口頭環保主義”，亟待硬措施、硬辦法來破解。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最應該終結的是“不可治理狀態”。多年以來，幾乎人人都知道環保重要，口頭上也是言必稱環保，但是動真格者并不多見。地方政府為了財稅收入、GDP、招商引資、屆內政績，往往作出犧牲環境的選擇，還堂皇謂之“發展的代價”。企業為了利潤在排污方面大昧良心，也是常見的現象，更為關鍵的是，專司其職的環保部門面對公眾的批評竟也大喊冤枉。事實上，不只是地方環保部門拿一些排污大戶沒有辦法，而且就連環保部督導組下去檢查也遭遇過被企業拒絕、驅趕的命運。

治污必先治官。要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最需要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必須把環境保護的責任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的筐中，通過制定科學嚴格的考核體系與各級官員的升降掛起鉤來，才有可能讓地方政府官員、地方環保部門的官員強化環保責任，落實環保措施。

要終結“口頭環保主義”，還需要硬監管、硬監督。地方政府是真抓環保還是假抓環保，有必要讓全社會進行監督。環境保護也是全民共同的責任，本來就需要吸納民間智慧、調動民間力量。全社會擰成一股繩，對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那么無論是企業偷排的伎倆、個人不珍視環境的做派，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失責，都將會遭遇強大社會壓力。

凡提公務員漲薪，必會挨罵，已經成為一個輿論規律。全國政協委員何香久也沒逃過這個規律，其“建議大幅提高公務員工資”的提案成了網友炮轟的靶子。媒體的標題將這個事件描述得很悲壯，叫“委員建議公務員漲薪挨萬人罵”。其實何委員有嚴格的界定，是建議“給基層公務員逐步漲工資”，可憤怒的網友才不管這些，只盯著那個刺激自己的字眼，而不顧語境和約束。

有人開玩笑說，中國只有兩種人，公務員和務工人員。多數人都是以“務工人員”的心態來看待公務員群體的，這種對抗下，可想而知會是何種憤怒的情緒。落后就要挨打，“先進”就要挨罵，因為公務員被與特權階層、強勢群體、高收入階層之類的符號劃上了等號，自然成為被“務工人員”們仇視的對象——人們想像中公務員都是“工資基本不用”的主兒，怎么還好意思漲工資呢？

應該理性地看待“公務員漲薪”這個話題，而不要陷入“逢公務員必反”的“中國式亂罵”。其一，有必要弄明白公務員真實的收入狀況，而不是靠想像和偏見，不要打斷公務員的抱怨，而耐心地聽他們講完，畢竟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公務員群體在輿論上其實是一個弱者，是一個沉默的群體，很少真正聽到來自他們的聲音。另一方面，不要籠統地把公務員當成一個全稱判斷使用，這個群體存在著巨大的分化，基層和上層、上海和青海、地震局和發改委的公務員之間的差別，比“公務員”和“務工人員”之間的差別大得多。別說不同地區不同系統，甚至同一個辦公室的區別都很大，三個閑成豬，兩個累成狗，收入也因級別有不小差別，不能不加區分地亂罵一通。

不過，有時也難怪公眾對這個話題那么容易上火，雖然很多公務員收入很低，加薪有著合理正當的理由，但他們并不是“仇官民意”的受害者，而是舊體制的受害者，這種體制使公務員加薪缺乏充分必要的理據。

首先是缺乏財產公開制度。一些公務員總抱怨自己工資低，但你總得拿證據來證明吧？也就是通過向社會公開收入和財產來自證“低收入”，而不是一邊捂著財產不公開卻一邊抱怨收入太低，缺乏說服力。公開了收入情況，確實很低的話，甚至不說加薪，老百姓會主動要求給公務員加薪。當然，公開之下會有區別，低的窮的，要加薪，而高的肥的，必須減薪。

然后要破除公務員的制度性福利，與公眾站在一個平等比較的基準線上。老百姓確實知道一些公務員收入不高，但公務員享受著不少特別福利，比如讓公眾深惡痛絕的養老金雙軌制，公務員不用繳保險就可以拿比繳保險的企業人員高很多的養老金，還有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從嚴治官下，公務員雖然“越來越難當”，但之所以離職的人很少，就是舍不得這些制度性福利。去除各種雙軌制，跟老百姓一起靠工資過日子，“比較工資”才有正當性。

考評體系也有必要改革，要讓發工資的納稅人體驗到來自公務員的尊重。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說，百姓是衣食父母，當官的要當好孝子。其實，我倒覺得，現在“啃老”的這么多，老百姓不需要“衣食父母”這種精神按摩，不需要這種關系的不平等，官員不能把老百姓當孫子，也不必把自己當兒子。但一定要在制度上體現對納稅人的尊重。曾有人建議，以后公民納稅的時候采用支付寶，等政府做出政績或者兌現承諾了，我們就確認支付，不然全額退款。那時，政府官員就會追著納稅人的屁股喊：親，給個好評親！親，選我唄，包為人民服務噢，親！親，政績在這里，請查收，親。否則的話，官員覺得有權就有錢，干嘛要為人民服務呢？

給公務員漲工資可以，但一定要改革對公務員的考評體系，讓納稅人去給公務員打分，讓納稅人覺得這錢付得值。

在昨天的開幕大會前，列席會議的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依然從人民大會堂北門經由傳統的“部長通道”進入會場，依然有上百名中外記者守在這里等候采訪部長們。

與前些年相比，一個顯著不同之處是，通道上沒有了大家熟悉的“攔部姐”。是否接受采訪，不再靠記者們的“生拉硬拽”，而是完全依據部長們個人的意愿。

2013年“兩會”期間，曾有一位女記者在“部長通道”中成功攔下了10位部長接受采訪，被稱為“攔部姐”。昨天她也在采訪現場。

在部長們入場前，發現沒有選派人攔截部長后，許多等候采訪的記者都對能否有部長停下來接受采訪表示了懷疑態度，甚至有人斷言不可能有部長主動停下來接受采訪。

很快，記者們就發現自己的判斷有誤。剛過8：30，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聽到記者的喊聲后，就徑直走到了話筒前。隨后，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國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等也紛紛接受了記者采訪。

從“攔部姐”的“生拉硬拽”，到部長主動走到記者面前接受集體采訪，雖是“兩會”的一個細節，但也折射出了一種可喜的變化。那就是，部長們更加愿意主動接受新聞單位和新聞記者的采訪，愿意積極回應公眾的關切，樂于通過媒體把真實的情況傳達給公眾，愿意為民眾祛疑解惑。

期待更多的部長在“兩會”的平臺上，積極主動接受媒體采訪，使“兩會”成為建設官民互動平臺的典范。

朱恒順(全國人大內司委內務室)

昨天上午，我和其他的代表、委員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回顧2013年工作時，第一項是談改革，講“著力深化改革開放”，在部署2014年的九大重點工作時，第一項還是談改革，講“推動重要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提到的具體改革，都是熱點問題。

可見，這是一個關于“改革”的政府工作報告，并且開誠布公，直截了當，都是干貨。

在各項工作中，有一項改革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建立權力清單制度”，并用兩個“一律”（“一律向社會公開”和“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來進行強調。根據我之前的判斷，估計會推遲一兩年，沒想到這么快就推出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會議結束后，一些熟識的代表委員開玩笑說，老遲，你這可是30年磨一劍呀，年年呼吁改革，這兩天上網讀報看電視，你的聲音很多呀，下一步有什么高見。

確實，我這30年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改革、呼吁改革。我回答說：“不是我的聲音多了，而是改革的分量重了。”

說實話，隨著改革力度的加大，改革的難度也在加大，而改革研究的難度也隨之加大，這就需要更深入、更細致的調查研究。

就以“權力清單”為例，現在改革目標提出來了，未來到底如何運行，政府部門如何轉型，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機構，還是一個協調機制？政府層面如何做，社會層面又該如何做？等等，都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重點問題。

這兩天雖然很累，卻一直處于興奮之中，同時也在壓力之中。

遲福林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全國政協常委、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日前在兩會上說：讓醫患雙方簽不收紅包協議書很可笑，醫生入職第一天就宣誓過（不收紅包）。另外，難道大家簽了協議就真的沒人收紅包了？（3月5日《新京報》）

用“不收紅包協議”來治理“紅包腐敗”確實有點可笑。但是，衛生計生部門不能把這“笑話”當成耳旁風，公眾也不能只當笑話聽，而一笑了之。

實質上，早在2012年，原衛生部就已經發布了《公立醫療機構管理權力廉潔風險防控規則》，其中明確規定：醫生不收紅包。可是，如今又來個“紅包協議”，也只是形式主義又穿上了“迷彩服”。

醫務人員收紅包，相當于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在歐美等法律體系發達的國家，醫生和律師、教師等都是高社會責任的職業，對這些職業的監督體系非常敏銳，一旦發現違規行為，會依法懲處。

如果真想從根本上治理頑疾，不是簽訂看上去很美的一紙協議，而是要有好藥方，要動刀下猛藥，少些自欺欺人的形式主義，多些實實在在的鐵腕整治。

□左崇年（職員）

全國人大代表、婦聯副主席趙東花日前建議，提高虐待罪法定量刑的最高刑期。同時應將奸淫幼女罪改為奸淫兒童罪，將男童性侵害案件囊括在內，從重處罰。（3月5日《新快報》）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了針對兒童的“無差別、無歧視保護原則”。絕大多數國家都規定了只要是同法定年齡以下的、非其配偶的女性（或男性）發生性關系，即構成法定強奸。而在中國，且不說與未成年女性和男性發生性關系結果有著天壤之別，單是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又根據具體情形分為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

盡管嫖宿幼女罪在現實操作中最終過渡為強奸罪的曙光已迎來，但關于強奸罪的另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奸淫幼女罪著實還有修改必要。正如趙東花代表所言，該罪名僅限于女童，未包括男童，使得奸淫男童的行為只能依猥褻兒童罪進行處罰，量刑偏低。個中包含的思想觀念壁壘，該去掉了。

2006年中國婦聯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起的一次調查顯示，男童和女童遭受性騷擾的比例正在上升且非常接近。基于此，不管是從國際慣例還是中國實情來看，將奸淫幼女罪改為奸淫兒童罪，讓男童和女性的相關權利受到同等法律保護，都顯得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鄧子慶（職員）

在發言時，代表委員應對可能引起的網絡反應有所預期，并學會更周全、更有技巧的表達，這樣參政議政的成果轉化率也會更高。

據新京報報道，提了份建議給公務員漲工資的提案，“2萬多網友跟帖”，最初看到網上鋪天蓋地的罵聲，全國政協委員何香久很傷心，“我不怪那些網友。他們罵醒了我，讓我意識到，現在群眾和公務員這個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有多嚴重。”

歷年兩會,都不僅是代表委員在會場內開會，也是通過媒體和網友“開會”。對何香久來說，今年的“網絡兩會”出現了溝通障礙，比如他建議的是“給基層公務員逐步漲工資”被媒體報道成了“給公務員大幅漲工資”。但他也學到了“新知識”，即了解到網友的真實情緒。

在當下的網絡環境中，網友對公務員群體的符號化想象，很是常見。而每次有人提議給公務員加工資，不管加不加“基層”“逐步”這樣的限定詞，都會收獲不少罵聲。可能何委員過于專注政務和寫作，而沒有太多時間上網，這次“被網友罵”雖有誤會成分，但對他而言，可說是一筆有益的“學費”，對其他代表委員也不乏啟示性。

我們當然不贊成代表委員一味迎合網絡情緒，他們理應拿出更具建設性的方案，譬如基層公務員的工資要不要漲的確是可以討論。但討論這些熱門議題時，代表委員至少要對可能引起的網絡反應有所預期。只有這樣，代表委員在提出提案、議案，或對媒體發表觀點時，就會考慮更周全、表達更有技巧，這樣討論才能更深入，參政議政的成果轉化率也會更高。

每年兩會之所以都有一些雷人雷語，固然一方面存在斷章取義的因素，但很多時候是一些代表委員對民情隔膜，尤其是對網絡輿情不了解。當看到鋪天蓋地的跟帖，才幡然醒悟，“原來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說到底，當今的網絡上確實會有些非理性表達，但附著其上的，也可能是真實可感的情緒。如果代表委員能讀懂蕪雜輿情中的況味，與網友的溝通或許也能更有效率、更少誤解，公共討論也會更有成效和進展。

□西坡（媒體人）

“向污染宣戰”的號角，需要環保部門的跟進，否則，環保官員就有可能還會被“的哥”數落。

據報道，全國政協委員、環保部總量司司長劉炳江，在兩會現場講了個“花絮”：現在在外面他都不敢說自己是環保部的。一次打車上班，的哥看他“像是個當官的”，硬生生沒讓劉炳江插一句話，數落他一路，“你看看你們把這個天搞成什么樣！”

國家部委的司長，聽起來是個高大上的職位，可劉司長卻不得不“衣錦夜行”，縱是如此低調，還是免不了挨的哥數落。這也從側面證明，在污濁的空氣下，人人都是受害者，呼吸艱難之下，免不了憋著氣。

面對的哥數落，司長或許可以有兩種態度。一是辯解或推卸責任，過去一些地方治污不力，一些環保官員總忙著辯解，缺人、缺經費、缺制度……總之，問題是別人的多，委屈是自己的大。結果污染形勢沒見好轉，環保部門形象也被“污染”了。

另一種，就是擔起責任，知恥而后勇。既然頂著“環保”的名頭，就得務正業、履好責，過去一些環保部門給人的印象是太“軟”，背后固然有法律缺位等諸多原因，但每個環保官員是否都窮盡努力，盡好了監管本分？很值得懷疑。一些地方的環保官員，非但沒用心治污，反倒跟有些污染企業“合污”。某種程度上，劉司長挨罵，就是替他們的負面形象“埋單”。

不過，矛頭所向也是“眾望所歸”。環保部門理當在接下來的治污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劉司長在會場保證，“這5年大家放心，空氣會明顯變好，司長敢說，就有事實保證。”雖然我們不知道所謂的“事實保證”到底是什么，但會記住這“5年之約”。某種程度上，那位的哥不辨具體對象的數落，就是作為平民，去敦促治污加碼。

昨天，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語調鏗鏘，令人期待。這宣戰的號角，需要全社會尤其是環保部門的跟進，環保官員若不對污染宣戰，就有可能還會被“的哥”數落。

□敬一山（媒體人）

過去一年，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有重大進展。政府改革一突破，其他改革一通百通，市場與社會的活力就會蓬勃釋放。“背水一戰”充分體現了本屆政府在推進改革方面的緊迫感。

2014年的兩會，是新一屆政府施政一年后的首次報告。與人們預期相同的是，本屆政府高舉改革的旗幟，圍繞改革來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超出人們預期的是，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把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文提及改革77次。

去年新一屆政府履職時，就發出強有力的改革聲音。一年來，從“約法三章”到“壯士斷腕”，改革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有重大進展。過去很長時間改革之所以難以實質性突破，主要卡在政府自身改革難以突破上。李克強總理承諾五年內要削減中央政府1700余項行政審批事項的1/3，2013年就取消和下放了416項，五年的承諾在一年中完成一多半。這個速度確實超出了社會期望。除此之外，還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

政府改革一突破，其他改革一通百通，市場與社會的活力就會蓬勃釋放。去年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這表明過去沉睡的巨額社會資本開始蘇醒，并且開始逐步成為經濟增長強大的動力。因此，政府工作報告在回顧一年工作時，把“著力深化改革開放，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擺在首位，是符合實際的。

從現實經濟生活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到關鍵時期。政府工作報告的基本判斷是“兩期一口”，即“結構調整陣痛期、增長速度換擋期和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在這個關鍵時期，發展的動力何在？活力何在？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把改革創新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在改革中釋放最大紅利，這實際上是一年來施政思路的繼續。

2014年的改革部署，虛話少，實話多，更為緊迫，更為具體，量化目標更為清晰。

一方面，更加強調改革的艱巨性，強調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背水一戰”充分體現了本屆政府在推進改革方面的緊迫感。

另一方面，更加強調改革的具體部署。仍以行政審批改革為例，明確提出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再例如，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要減少1/3等。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非常具體，改革范圍、改革程度、改革進展都有明確規定。明確這些具體改革，意味著明年兩會時政府要交出答卷，這無疑形成了強大的改革倒逼機制。

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所在。新一屆政府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準確把握了各方對改革的需求，明確了堅定推進改革的決心；一年來的工作也凸顯了改革的色彩。以改革統領政府全面工作，方能闖出一個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東莞市長袁寶成，在面對記者“掃黃”和“經濟轉型”的追問時，連用三句“嘿嘿”回應，之后大步流星地“逃離”媒體的“包圍圈”（3月4日人民網）。

前些時日央視的“揭黃”報道，讓東莞這座城市成為輿論焦點。作為東莞市長，治下的城市黃流泛濫，算得上是并不光彩的政績污點，面對媒體表現出尷尬，也許可以理解。但“嘿嘿”回應，只顧著自己逃避尷尬，卻不知，如此逃避，只會讓東莞這座城市更尷尬。

作為一市之長，也是一座城市的代言人。“黃流”泛濫，給東莞這座城市抹黑了，負有治理之責的東莞市長，理應為治理不力表達歉意，更應該主動為東莞正名。與其花代價去拍正名的形象片，倒不如市長坦然面對鏡頭和麥克風，談談東莞的轉型之路；與其大聲疾呼不要把東莞妖魔化為“性都”，倒不如坦誠地反思治理缺陷，勵精圖治。市長以“嘿嘿”為自己逃避了尷尬，讓東莞這座城市何去何從？多一些坦蕩從容，少一些諱莫如深，東莞的尷尬形象，才能夠得以根本扭轉。

掃黃風暴還在持續，東莞的“黃毒”或將滌清。但應該看到的是，各種流言的涌動，多少還是會影響到東莞的發展和城市形象的塑立。對于傳言和誤解，東莞市長可不能只剩下“嘿嘿”。“賣萌”解決不了問題，逃避也不是辦法。三句“嘿嘿”看起來是突了圍，其實是放棄了解圍的機會，可惜。

（重慶 時言平）

每年的政協一號提案，總是格外受人關注。因為其主題緊貼社會最關心、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對當前和今后工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預見性。根據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秘書處提案組公布的信息，由九三學社中央提交的《關于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創新活力競相迸發》，被列為2014年政協一號提案。

今年的政協一號提案首次聚焦科技領域，而沒有選擇此前媒體預測的“新型城鎮化”、“治理霧霾”、“互聯網金融”等熱點問題，以至于不少人用“爆冷”來形容。難道“001號”提案并沒有特殊意義，僅是代表提案提交的時間最早嗎？很明顯，這種單從時間上考證一號提案的作法有失偏頗，更需要把著眼點放在提案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上。而這正契合今年政協工作報告中關于“著力提升議政建言質量”的要求——把研究重點放在那些同全局緊密聯系同時又力所能及的關鍵性問題上。今年的政協一號提案聚焦科技領域，表面上看似冷門，但其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指向實屬熱門，即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建設創新型國家。這與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目標高度吻合，雖是立足解決科技領域問題，但方法和指向卻不限于該領域，實際上是一個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問題。

從歷年的關注度和提案對政策的影響來看，政協一號提案不是浪得虛名，其影響力和“001號”提案編號絕對相符。回顧梳理最近10年的政協一號提案，管中窺豹，不僅可以從中了解我們的工作重心，而且可以明晰國家的發展脈絡。2005年關注“三農”問題、2006年關注兩稅合并、2007年關注保障房建設、2008年關注資本市場、2009年關注就業問題、2010年關注低碳經濟、2011年關注城鄉社保一體化、2012年關注實體經濟、2013年關注綠色農業、2014年關注市場配置科技資源，每年的政協一號提案毫無例外都是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普遍希冀解決的重大問題。公眾的未來期許、社會的關注重點、國家的工作重心、時代的發展變遷，正是借助一個又一個的提案議案悄然呈現，尤其是以一號提案為代表的具有十足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的“兩會”提案議案。

今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工作重心毫無疑問就是改革。今年的政協一號提案體現的正是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代表了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主題。事實上，不只是政協一號提案，今年的大部分提案議案都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題，比如有關注房產稅改革的、關注高考制度改革的、關注醫療體制改革的、關注治霾機制改革的、關注司法體制改革的，等等。這一改革主題在政協工作報告中已有明確的表述，“人民政協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議政建言，積極發揮決策咨詢作用”。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部署今年政協工作時，再次把“緊緊圍繞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和貫徹實施獻計出力”列為重點之一，要求人民政協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就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等深入調查研究，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政協一號提案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有助于我們認識了解國家的中心工作，洞悉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但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同樣要關注其他政協提案和人大議案，以及代表委員的諍言與良策。唯有如此，才能正確理解人民群眾的所期所盼，全盤把握國家的施政所向。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已經起勢，當此之時，尤其需要人大和政協以改革創新精神進一步履好職、盡好責，借助“兩會”提案議案推動改革、參與改革、支持改革，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和動力支持。

崔永元差不多成了全國政協會議開到現在“最出風頭”的委員。他就轉基因問題與農業部“死磕”，稱自己花100多萬元、費時半年做調查，編材料，支持自己呼吁反對濫種轉基因作物的提案。作為前央視著名主持人，他很善于“自我炒作”，把媒體目光抓得牢牢的。

崔永元一貫這樣，三年前他曾在政協會上放炮，援引美國移動通信出奇便宜的例子，抨擊中國電信巨頭搞價格壟斷，結果他的舉例出了問題，把美國話費的標準搞錯了。當時他被迫道歉，但語氣上仍不服輸。

這一次他在轉基因問題上“卷土重來”，放出的話很重，頗具“挑釁性”，宣稱農業部如果不回應他就是“他們丟人”。

我們倒是覺得，全國政協有小崔這么一個“愛挑事”的委員，倒也不錯。小崔今年選的話題很受全國公眾關注，他的質疑反映了很多中國老百姓的真實擔心。他對媒體說的話的確刺激了點，但他做的這件事應當算是政協委員的“正事”。

小崔調查轉基因在中國的播種情況以及美國的做法，他這樣做事的方式應當說是認真的。他有可能出錯，但他在這件事上的積極性，恰是民眾所希望在政協委員身上看到的。

小崔公開“單挑”農業部，說話有點“狂”，這種具體委員抨擊政府部門的情況已非政協會議上的首例。以小崔那樣的口氣說話究竟好不好，現在還很難下結論。這大概需要委員們同政府部門進行磨合，也需要輿論場的逐漸成熟，反過來對委員們的說話方式產生影響。就現階段來說，小崔沒讓公眾感覺“非常不適”，官方也包容了他。

政協是中國多黨合作的關鍵性機制，也是互聯網時代把社會意見同政壇緊密聯系起來的樞紐。小崔今年的表現更出眾了，同他自己相比也扎實多了，他在政協會議同公眾之間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因子。

在現階段，我們或許應當對小崔委員的表現給予鼓勵，至少應多給他這樣的委員一些包容。當然我們想提醒，那些故意雷人的語言并不受歡迎，公眾越來越能分得清哪些“沖話”是作秀，哪些就是為了推動提案。

其實政協委員也會越來越不好當，委員們監督政府，但他們的監督方式也都處于眾目睽睽之下。小崔這次被贊了，并不意味著他以后就會有掌聲一路相隨。▲(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代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向大會報告工作。報告中提出，政治協商這一民主平臺，應該“真誠相待、肝膽相照，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傾向”。俞正聲同時提出，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

民主，是我們國家社會各項事業的最大公約數、最大共識度和最大凝聚力所在，“民主”一詞成為高頻詞匯，在今年的政協報告中被提及32次，大幅度高于過去報告中被提及的平均數。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愿景，如果說制度設計和政治安排為實現民主搭好了平臺，那么兩會代表、委員如何履職，如何實踐，是“民主”這臺史詩劇能否唱好的關鍵。

我國的政治協商制度一直在為民主氛圍和它促成實現的民主實體而努力。要真正做到“敢言”和“尖銳批評”，寬松的輿論空間是保證，“真誠相待、肝膽相照”的情懷是支點。如果囿于利益割據、工于權謀格局，以“打棍子”壓制建言空間，以“扣帽子”規定觀點立場，以“抓辮子”約束意見方向，議政建言禁區重重，那么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將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的民主也不可能實現。

但“敢言”絕不代表“胡言”。思想有根基，言論才有力量。尖銳不只是一種姿態，也不光是分寸問題、技巧問題。兩會這一言論場，規模大、熱點多、集中度高，議政建言的質量可以說是全社會最為關心的問題。在網絡媒體的技術支持下，廣大群眾議政建言的熱情不斷高漲，“意見領袖”層出不窮，言論生態也愈加復雜，浮躁情緒、極端傾向“應運”滋生。各種網絡言論，有正確的表達，也有負面情緒的發泄，這都很正常。重要的是，代表、委員承載著人民群眾的重托，應當切實履行好行使民主權力參政議政的神圣使命。

從往屆的記錄來看，有些代表、委員凡事必點贊，以為這就是和諧與民主；有些代表、委員缺乏問題意識，不做調查研究，拿不出有分量的提案議案觀點，要么在會議期間打瞌睡、玩手機，要么倉促摘選網絡觀點，人云亦云，或以偏激、極端的言辭搏出位，偶爾甚至能獲得不少不明就里的擁躉。凡此種種，均是真正民主的大忌。

日前，崔永元針對媒體所呼吁的代表、委員應直言敢諫、切實履職，說了一句看似調侃、也有真意的話：“我敢說，你敢報（道）嗎？”此言引人思考。兩會鼓勵“尖銳批評”，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議政貼合具體國情，建言導向問題解決，特別是以真實的調查和深入的研究為基礎，都會得到從國家、政府到社會、民間的“點贊”“好評”。民主不是空談而是實干。“兩會”代表、委員要想發出“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必須要在“詩外”下大功夫。

3月5日，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

過去一年是新一屆政府依法履職的第一年，任務艱巨而繁重，“困難比預料的多，結果比預料的好”，數字最有說服力。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6.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7%。城鎮新增就業1310萬人，創歷史新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3%。糧食產量超過1.2萬億斤，實現“十連增”。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這樣的成績單，備受多方好評。

新的一年，又有什么樣的愿景？今年GDP目標增長7.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今年新開工保障房700萬套以上，其中各類棚戶區470萬套以上……數字也許不夠有溫度，但數字一旦變為具象，便是可感知的民生，可享受到的實惠，可改善命運的機會，比如改善住房，找到工作，到政府部門辦事不那么難。

聽政府工作報告，總有一些字句讓人溫暖。溫暖來自政府工作報告所體現的情懷與責任：“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每一個身處困境者都能得到社會關愛和溫暖。”總有一些字句讓人共鳴，共鳴是因為認同，“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決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也總有一些字句讓人讓人振奮，振奮源于期待，“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愿景寫在報告中，也寫在公眾心中。如何將愿景變為現實？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動力。眾所周知，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突破利益固化藩籬、不斷把改革引向深入已成各界共識。改革，要動真的，碰硬的，來實的。這一點，政府工作報告所描述的內容同樣讓人印象深刻！比如，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其中提到，確需設置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這樣的改革力度，令人眼前一亮、心頭一動。

再比如，各級政府預算和決算都要向社會公開，部門預算要逐步公開到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所有財政撥款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打造陽光財政，讓群眾看明白、能監督。這樣的改革路徑，提振人們的精氣神。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過去一年，國務院召開40次常務會議、討論百余個議題，涉及經濟、政治、民生等領域。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更讓人看到，政府把改善民生當成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住房到舌尖上的安全，從扶貧到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所有這一切都是民眾所關注的，也是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及和行動的。

“人民賦予重托，奮斗創造未來。”這是政府的自我期許，也是莊嚴承諾。政府工作報告擺在了代表委員面前，也擺在了全國人民面前，又如何讓夢想照進現實，這是接下來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