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的方式不再是制度化的，而是技術性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這樣的維權之舉明顯是本末倒置。從根本上講，旅客采用這樣極端的維權方式是不理智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因為存在著正常的、合法的、制度化的維權通道沒法保證乘客的正當權益。加之機場的壟斷經營方式，造成一些機場方面沒有樹立起以旅客為重的服務意識，旅客與機場方面不能形成平等對話機制。旅客為了使得維權效果最大化，欲圖通過讓事態的進一步擴大，借此獲得與機場談判的籌碼。 >>>詳細
　　2004年出臺的《航班延誤經濟補償指導意見》失于粗放且無強制力，一些航空公司均無相關的實施細則。這樣一來，航空公司因航班延誤而應對乘客的賠償要求時就顯得進退失據。不適當的賠償，要么像深航這種“破例賠償”助長乘客偏激維權之風，要么因賠償過低而難以化解矛盾沖突。可見，用一部類似航班延誤處置辦法的法規來規范航空公司的賠償行為，避免對乘客賠償的隨意性，已刻不容緩。 >>>詳細

　　 這群旅客在航班出現問題時，不僅長達數小時得不到妥善安置，甚至還被鎖在登機口門外淋雨半個小時，有旅客因此著涼而發病。當他們采取了嚴重危害航空安全的行為，沖上滑行道后，不僅不到5分鐘就得到了安撫，而且還每人獲得了1000元的賠償。　>>>詳細
　　這種方式一下子奏效，獲得可能超過正常范圍的賠償。這已變成“非理性”方式，真是：不鬧不賠、小鬧小賠、大鬧大賠，理賠的依據不是現有的法律、已定的規則。這似乎正在成為一部分人的“社會經驗”，容易誤導人們以非尋常的方式表達意見，維護權益，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企業方不能不引起反思，出現問題后需要認真對待，及時、負責任地妥善安置旅客才是上策。 >>>詳細

　　 攔機的不智和越界，自有法律約束，航班延誤的實質性違約，誰來負責？
　　航班延誤的原因，不能全部歸咎于航空公司或機場的管理不善。航空飛行的大眾化，航空管制增多，低空航線開放不足，天氣變化等不可抗力因素，都可能造成航班延誤。消除或減弱這些延誤因素，非一時一日之功。但是，即使是在現有的供應能力中，也應該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改善空間，實現更高水平的服務，以此降低旅客的情緒激烈度，而不是漠視不管，無為而治。比如，有的航空公司為避免延誤超過4小時而面臨的賠償，明知不可能準時起飛，也提前讓旅客登機，旅客在狹小空間內長時間等待面臨的諸多不適則無人過問；比如，對于航班延誤而須履行的告知義務時有時無，令旅客無所適從。　>>>詳細

　　 旅客選擇乘飛機出行，其目的就是為了快捷舒適。而航班延誤，無疑使其快捷的特點大打折扣，甚至會影響轉機，耽誤重要公務或私事，帶來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損失。即使有所賠償，也不是千八百元人民幣可以補償的。當然，航班延誤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因為氣候天氣、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二是因為民航管理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應該得到乘客的理解和諒解。但民航方面應該在第一時間說明情況，并與乘客保持及時的溝通。目前的問題是，由第二個原因引起的延誤似乎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解釋與溝通越來越不夠。 >>>詳細

　　 “因為補償數額比較少，司法實踐中很少有乘客起訴航空公司維權的案件。”李春華分析說，聚集的人群、不明確的信息再加上社會結構的緊張，一旦遇到導火索，如乘務員態度不好等，便很容易發生群體性的過激行動。李春華表示，在這種群體性事件的氛圍下，很少有人會考慮法律如何規定，自己的行為會面臨何種法律后果。 >>>詳細

　　 賠償并不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比如國外的航空公司會在服務細節上做得很好，第一時間主動告知旅客航班延誤，每隔一段時間會和旅客溝通等。一般情況下，外國航空公司不會給旅客現金賠償，會通過諸如提供很舒適的住宿，贈送一定里程等方式補償乘客。這種通過服務的方式來補償旅客的損失，既讓旅客心情比較愉悅，也避免了有的旅客會過度糾纏在賠償金額問題上，而令雙方的矛盾不斷激化。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