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新威脅”，還是西方舊思維作祟

雖然一些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是老調重彈，但最近出現了一些關于“中國威脅”的新說法。美國政府一位匿名高級官員28日稱，為因應中國“竊聽”美國電話的威脅，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正在討論由政府建立一個更加保密的網絡系統。這條白宮新聞被西方媒體廣泛報道，標題中大多加上了“瞄準中國威脅”“應對中國擔憂”的醒目字眼。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似乎對“中國威脅”情有獨鐘。比如，澳大利亞媒體捕風捉影鼓噪中國“政治滲透”，并得到澳部分政治人士的應和；又比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指責中國威脅海上航行自由，稱中國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破壞性力量”；再比如，德國、法國、意大利聯合起草了一份加強對外資并購審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資在歐洲的收購熱。在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的語境里，從政治到軍事，從經濟到科技，“中國威脅”無處不在。

事實上，在中國快速發展進程中，所謂“中國威脅論”一直不絕于耳。大概是炒冷飯實在乏味，西方最近又發明了一個新詞匯——“銳實力”。按照美國媒體的說法，這個新詞兒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是指中俄運用文化交流活動和傳媒信息項目等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和觀念。最近，這一概念在西方輿論場得到一些學者和媒體的跟進。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封面文章《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中聲稱，中國試圖對其他國家的政界、媒體和學術界進行滲透和分化。而在“軟實力”之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看來，中俄兩國運用“銳實力”在國外操控輿論，給西方國家帶來“真實存在”的挑戰。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升溫自有它產生的新背景。盡管樂觀人士將世界經濟實現整體復蘇的2017年視為金融危機的“正式終結”，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國家已走出由金融風暴引發的治理困境和制度危機。一邊是關于西方“衰落”的聲音此起彼伏，一邊是中國風景獨好，特別是中共十九大以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勝利舉行，令世界更加感受到中國的制度活力與發展吸引力。風景的不同與力量的此消彼長引發西方擔憂與焦慮。于是，“中國威脅論”便成為寄放這種不安情緒的“救命稻草”。

當然，進一步講，炒作“中國威脅論”折射出西方面對中國發展的兩種舊思維。

第一種舊思維是“傲慢與偏見”。抓住工業革命先機的一些西方國家，在數百年時間里牢牢占據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高端，并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保持主導地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對西方優勢地位形成了挑戰，其獨特的現代化模式更是對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優越感形成了沖擊。

雖然追趕與進步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常態，但西方似乎并未完全做好接納變化和多樣性的心理準備。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談到中俄“銳實力”時直言不諱：盡管兩國采取的某些行動可以歸入正常公共外交范疇，但它們政治制度的性質卻始終從根本上影響著它們的努力。這是一個有趣的邏輯，同樣的公共外交努力，在西方國家就是展現“魅力攻勢”的“軟實力”，而在中俄則因為政治制度的原因就被定義為帶有干預與滲透色彩的“銳實力”。

第二種舊思維是零和思維。新近出爐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將中俄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對此，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教授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認為，這表明美國重返冷戰思維，“在美國看來，世界充滿威脅，而不是機遇”。事實上，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怎樣改變你贏我輸的零和心態、從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發展中探尋自身發展的機遇，恐怕是西方國家開拓未來發展之路必須解開的心結。在剛剛結束的瑞士達沃斯論壇上，中國明確表示，將利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機會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舉措，再次打開了國際社會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的想象空間。

世界的變化，承認或不承認，它就在那里；中國的發展，接受或不接受，它也在那里。對某些西方政客、學者和媒體來說，與其熱衷渲染“中國威脅論”、炮制“中國威脅”的新概念，不如嘗試改變自己的舊思維、舊心態，共同開創雙贏多贏的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