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代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的重要文化符號,絲綢之路既是歷史經(jīng)驗的結晶,又是人們想象未來的起點。英國學者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書,賦予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以復數(shù)形式:不僅指皮毛之路、黃金之路、小麥之路,同時也是信仰之路、重生之路……從而在世界史的大視野下,令人炫目地揭示出這個中西交通的道路網(wǎng)絡的20多個不同面向,給人以穿越時空的歷史厚重感。 早在19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使用“絲綢之路”時,這一概念就有著復數(shù)形式。言下之意是,這條以絲綢為代表的中國商品走向中亞、歐洲,甚至延伸到非洲的路線,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單一概念,而是一個由多樣的物品交換而形成的道路網(wǎng)絡,并且在歷史中不斷發(fā)生著變化。在后世的研究中,強調(diào)絲綢之路上的經(jīng)濟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一方面極大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文明交通的認識,但與此同時似乎也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將絲綢之路看作是中國海上活動興起之前、封閉的老大帝國通往世界的唯一通道。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的。 實際上,早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這條道路就已存在。阿勒泰山地區(qū)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的古墓群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中國絲織品的遺存。漢興之前,大月氏從河西地區(qū)遷往中亞,也是絲綢之路“史前史”的直接依據(jù)。按照《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觀點,這個時間還可以上溯得更加久遠。作者認為,我們需要放寬歷史的視野,為了理解亞非歐大陸每一個部分的歷史,首先應看到部分的背后是一個廣袤大陸的總體歷史。亞非歐社會共享的諸多因素,都源于絲綢之路沿線的交流。即便是那種我們認為屬于現(xiàn)代社會特質的復雜協(xié)同關系,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中也并非新鮮事物,比如跨國的商貿(mào)系統(tǒng)和信息交互機制。 在全球史的視野下,恢復對絲綢之路的復數(shù)理解,還有助于消除另一種成見,即中國在明代中期以后,對外貿(mào)易陷入長久的中斷。事實上,直至清代中后期,絲綢之路上一直進行著絲綢與馬匹、棉布與牛羊的大量交易。從乾隆到宣統(tǒng)的100余年間,每年都有四五千匹絲綢從中國南方運往中亞;茶葉、大黃、陶瓷、白銀在邊境上的流動更加頻繁和自由。如此種種,充分證明了絲綢之路并未因一朝一代的鎖閉政策而中斷。 歷史的遺產(chǎn)總是不動聲色地滲透到當下的生活之中。如果我們將目光返回到現(xiàn)實世界會發(fā)現(xiàn),書中的論述有著很強的針對性。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固步自封于舊的國際關系理念,大炒經(jīng)濟民族主義、政治孤立主義的冷飯。這股“逆全球化”潮流的實質,是舊有全球化模式固有矛盾的集中呈現(xiàn)。人類交流的渴望不會因一時的變化而橫遭斷絕,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既無法終結各文明體之間的總體互動,也從來不是世界歷史上人類社會的第一次大融合。 沉舟側畔千帆過。新型全球化呼之欲出,新的驅動力量也正蓄勢待發(fā)。借助復數(shù)的全球史視野,我們或許更可以期待,“一帶一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并藉由這一偉大實踐,為一種基于全球史的新歷史哲學奠定思想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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