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危不瀕危不能簡單看數字

近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宣布將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由“瀕危”降為“易危”。對此，國家林業局回應稱，大熊貓仍為瀕危物種，需加大保護力度。

IUCN從1963年開始編制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用以衡量全球主要物種生存狀況和受威脅情況，名單將物種瀕危等級劃為7級，由高到低依次為“滅絕”“野外滅絕”“極危”“瀕危”“易危”“近危”和“無危”，此次IUCN降級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的主要依據是其數量明顯增長。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共有1864只野生大熊貓，增長率達到16.8%。按理說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它表明我國一直推行的保護大熊貓的方針是正確的，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回報。不過紅色名錄不是一份簡單的數據報表，根據瀕危等級不同，它會給出不同的資源投入指標，力求將好鋼用在刀刃上，讓每一分錢花在最值得花的地方。既然除了大熊貓，世界上還有很多瀕危動物，像西非大猩猩、蘇門答臘猩猩等更是達到“極危”程度，而一國財力物力總歸有限，當某些物種轉危為安時，騰出資金用于保護那些處境更糟的物種也就無可厚非了吧？

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經濟思維，它的疏漏不在于要求保護瀕危程度更甚的物種，而在于過分簡單地根據數量判定物種生存狀態。造成物種瀕危甚至滅絕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為自然環境發生變化導致食物鏈斷裂，致使其數量斷崖式下降，就是所謂的“自然選擇”過程；可能是因為物種自身競爭力弱、幼崽存活率低，低迷的種群數量一直是常態；當然，更多情況下是由于人類肆無忌憚的捕殺致其瀕危。盡管上述三種原因均可導致物種數量下降，可相反地物種數量回升，卻推導不出這些可能因素均已被消除的結論。以大熊貓為例，熊貓數量回升同我國近些年來的自然保護區建設、飼養人員隊伍壯大等原因有關，但同樣離不開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外部原因，即熊貓數量的上升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降級削減投入，將不能保證相關法律依舊順暢地執行，更不能保證原本存活率極低的熊貓在脫離外部輔助后能正常存活。國際環保組織“野生動物保護協會”首席環保官約翰·魯濱遜評價：“很少有物種能夠從瀕危名單上被劃掉，這說明保護措施有效。”此前保護工作鮮有成效會不會與IUCN奉行“見好就收”的原則有關呢？

有人或許認為我們的分析過于草率：IUCN降級并不意味著取消對大熊貓的保護，只是降低標準。的確如此，然而我們質疑的不是降級行為，而是這種簡單依據物種數量來制定保護策略的思路。國家林業局負責人指出，大熊貓的瀕危性由下述四方面原因決定：棲息地破碎化、種群交流狀況有待改善、三分之一竹林可能消失和保護管理能力亟待提高。要徹底改變野生動物瀕危狀況，最根本的是要為它們創造一個合乎本性的生態環境。修復生態環境不能立竿見影，可只有做好了這一工作才能防止結果反彈。為從根本上改善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當其數量回升時我們更應乘勢做足做好修復工作，而非將投入倒抽出來。名錄對保護瀕危動物有一定指示作用，卻不能成為我們的根本依賴。針對不同物種建立富有針對性的管理檔案等，暗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的方法無疑更值得提倡和推廣。

坦白說，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是許多物種瀕危的根本原因，在自然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未根本扭轉之前，任何輕言降級的做法我們都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