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抓“辦證難” 右手抓“證明多”

近日，公安部等12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以后辦事辦證，對于有關部門可以核實解決的有些事項，就不用再去派出所了。凡再次出現擅自要求群眾開具不合理證明導致群眾辦事難的，上級主管部門要及時予以糾正并追究責任。

人在“證”途，相信現在不少人不是在辦證中，就是在辦證的路上，或者正為辦證而發愁。一部“證明史”，寫下了社會人生百態，寄寓著公眾喜怒哀樂。或許若干年后，你會以為“證明我媽是我媽”“證明人還活著”是一種傳說，但在當下，它仍然是“堅硬”的現實。

作為一種非人格化文本，證明以頒證機關的公信力來為公民個人信息背書，在陌生人社會不可或缺。否則，信用社會就難以有效運轉。證明之過，不在證明本身，而在“證明多”與“辦證難”。“多”與“難”交織在一起、糾纏不清，大大拉升公眾辦證的痛苦指數。

“辦證難”，或因部門之間畫地為牢，只能靠公眾雙腿來回跑；或因辦事人員“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不把公眾疾苦當作一回事；或因雁過拔毛，把出具證明當作一種“生產力”……12部門聯合出臺的《意見》，通過“誰主管、誰負責”、強化部門協調、推進信息共享、列舉辦證清單等招數，招招劍指“辦證難”。譬如“可以通過部門間信息共享獲取相關信息的，不再要求群眾到公安派出所開具證明”之規定，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大大降低辦證的難度系數。

翻過“辦證難”，硬幣另一面是“證明多”。證明無處不在，就算“辦證易”，仍要花費公眾大量的成本，時間、金錢與精力等，令人不勝其煩。究其實，一些證明不過是相沿成習、慣性產物，實則可有可無，取消了天也塌不下來；一些證明是“脫褲子放屁”，純屬內耗式瞎折騰，如一些與公民個人身份信息相關的證明，權威如身份證、戶口本都不行，需要另開證明，就是一種悖論；一些證明根本就是按地方或部門利益隨意設置，缺乏法律法規依據。對這幾類證明，就是要做減法，堅決砍掉不合理、沒必要、缺乏法律法規支持的證明，不讓公眾為不合理的公共服務埋單。假如，身份證中能體現更多公民信息，實現“一證走天下”，許多相關證明都可以省下。

僅有“辦證易”還不夠，只有“少辦證”才能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