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不能老靠“全國會診”

哈爾濱天價魚事件近日鬧得沸沸揚揚，人們相當不解的是，這樣一個基層執法與監管問題，本來可以“馬上就辦”，現在卻要偌大一個中國舉全國之力去調查、分析和判斷，給當地有關部門“下指導棋”。一件地方小事，居然轉化成了“國家大事”。

這樣的議程設置，顯然是很不值得、非常不合理的。在今日中國這樣的發展階段，我們有多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議程需要提上議事日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以求社會共識？可全國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其他各種公共資源，卻只是在尋求一家人到哈爾濱吃魚的真相，事情還遠沒有完。

而且此類事件在國內很普遍，在公眾印象中，去年“十一”黃金周有青島“天價蝦”宰客事件，海南三亞天價海鮮宰客更是“常年供應”。事件曝光，當地有關部門先是遮遮掩掩，隨著媒體和輿論跟進，事件徹底“反轉”了。一些地方似乎也沒有從中得到經驗教訓，同樣的事件總在重演。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社會，每天發生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再正常不過了，但以現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效率太低。遇到疑難或者險重疾病，醫院有關科室會邀請各地權威專家一起會診，而感冒之類小毛病就用不著。但在社會治理領域，小到飲食店宰客、城管打人這樣的小事，也需要全國媒體、網民、專家與輿論的高強度投入，進行“全國會診”，方可迎來轉機。

若非被“全國會診”，一些政府基層執法、監管部門就懶得正常履職，讓人民群眾基本滿意。事情要么被不了了之，要么權益受損方必須委曲求全，結果就是各種平庸之惡橫行。街頭商販被打，卻無處申冤；婦女遭受性侵，網上卻說“立案難”。如果一些基本權利得不到公權力末端保障，人們就會普遍存在一種無助感。

“全國會診”才能迎來轉機，說明我國基層執法與監管存在對“全國會診”的路徑依賴，我們必須消除這種路徑依賴。中國13億之眾，存在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巨量需求，滿足這種需求必須具有可達性、及時性。有人從黑龍江打電話威脅天價魚事件舉報者，警方理應展開調查；天價魚事件的是非曲直沒那么復雜，完全可以快刀斬亂麻。地方性日常性權利訴求必須在基層解決，而且越快越好。

為此，需要提高基層公務人員的專業素養，但對公務員進行精細化管理、強化問責是關鍵。中國社會不能忽視公務員的專業屬性，否則“誤人權利”就難免。現在中央加強對高級干部的問責，其實問責應當層層進行下去，使他們對人民、對自己負責，丟掉“全國會診”拐杖。人民獲得政府專業服務，才會心中有國家、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