紓解欠薪焦慮不能止于“黑名單”

春節將至，欠薪和討薪又成了社會關注的熱點。1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切實保障農民工勞動報酬權益。記者從福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獲悉，3家企業因拖欠工人工資被列入欠薪黑名單，不僅信用監管評價受到影響，而且三年內無資格參與任何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的投標。（1月29日 《福州晚報》）

其實，福州并不是實行欠薪“黑名單”的首個城市，比如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曾經推廣過欠薪“黑名單”。不過，遺憾的是，在欠薪“黑名單”面前，農民工討薪難題依然存在，甚至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因此，若要解決討薪難題，討薪“黑名單”并非最優選擇，還應該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強。

眾所周知，每年的歲末年尾，往往都會上演“欠薪秀”與“討薪秀”。面對這種情形，對于地方執法監管部門來說，往往會采取嚴厲的措施，確保農民工的工資發放落到實處。其實，在現實操作中，欠薪“黑名單”并非倒逼欠薪老版發放薪水的最嚴厲方式。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將“惡意欠薪”寫入刑法。然而，法律規定的落地，并沒有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欠薪行為依然在各地頻頻出現。

刑法尚不足以產生威懾力，那么欠薪“黑名單”效果的必然令人心生疑慮。根據報道來看，所謂的欠薪“黑名單”，不過是欠薪企業的“信用監管評價受到影響，而且三年內無資格參與任何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的投標”。如此來看，如此的處罰力度和方式，與刑法懲罰方式相比，恐怕更加難以威懾欠薪行為人的恣意妄為心態。欠薪問題的出現，并不是法律和制度的缺位，而是在于農民工一直處于弱勢地位，而執法部門在取證、打擊、懲罰等環節也面臨障礙。

如此來看，欠薪“黑名單”并非紓解討薪難的理想手段。維權環境的改善和優化，法律規定的全面落地，制度規范層面的修補等等，都值得進一步反思和考量。唯有如此，才能讓討薪“黑名單”產生威懾力，確保每一項制度規定得到嚴格貫徹和執行，農民工討薪之路才不再如此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