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暴”警示意義大于實際

12月21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二審的《反家暴法（草案）》增加適用范圍，將精神暴力納入家庭暴力。此外，草案在附則中還增加一條規定，有同居關系的人等之間發生的暴力行為也應適用該法。2015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首次審議了《反家暴法（草案）》。(12月21日澎湃新聞網)

本次提審的草案，最大的看點其實主要有兩個：一是將精神暴力納入到了家庭暴力的范疇；二是擴大了《反家暴法》的適用范圍，將未經法律認可的同居關系也囊括其中。應該說，草案在原來的基礎上，首開先河地將精神暴力列入到家暴范疇，無疑是對家暴概念作了一次全新的時代注解，固然是一種值得肯定的進步，這等于是擴大了婦女權益的保障范圍，同時也加大了對家暴行為的預防與打擊力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精神家暴在內涵與外延上都對家暴作了一次有效的拓展與補充，但將精神家暴問題上升到法律層面，恐怕不太現實，初衷雖好效果堪慮。

客觀而言，由于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司法在調解家庭糾紛尤其是家庭暴力等方面，不可避免地表現出鞭長莫及的一面。清官難斷家務事。鑒于國人的傳統認知，家暴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內部矛盾，更像是一件家事。因此，除非出現重大傷害事件，司法一般很難介入家暴的調解。即便強制介入，也在調查取證方面存在相當的難度。相較于拳頭動粗等傳統形式的暴力，精神暴力根本沒有明顯的外在傷痕表現，是一種更為隱蔽的軟暴力。法律講求的是證據，不可能只聽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詞。如果一方以精神暴力將自己的另一半告上法庭，而缺乏第三方的證人證言，也無明顯的外在傷痕表現。試問，這種情況下法律將如何裁決與宣判？退一步說，就算司法部門查明了精神家暴的“犯罪事實”，但尷尬的是，可能沒有幾人愿意冒著親情破裂、婚姻解體的風險而把自己的伴侶告上法庭。如此，精神家暴無疑淪為了隔靴撓癢的一場秀 。

另一方面，盡管本次草案將精神家暴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但對于家暴，司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事后懲戒”層面，而對事前的干預和預防效用不大。要想最大限度地保障婦女的權益不受侵犯，司法的著眼點不應僅僅停留于事后的懲戒，更應該側重于事前的防范與監管。所以，相較于草案所賦予的司法強制性，我們更應該看到精神家暴的社會警示效應。對于公眾而言，尤其是那些有著憤怒投射傾向的隱形施暴者，“精神家暴”的警示意義要遠遠大于它的司法強制性，更加值得我們珍視與警醒。

精神家暴是一個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更是不容忽視的道德創傷，屬于道德層面的問題還得“還”給道德。精神家暴旨在對保障婦女權益進行重申與警示，警示女性在權益受損時，主動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同時也告訴其他家庭成員，精神暴力也是一種家庭暴力，不僅侵害了公民最為基本的人權，還會影響家庭和諧與社會穩定，切不可將精神暴力當作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