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廳官維權”后續引來更多疑問

退休廳官畢國昌自曝“被三亞城管欺負得只剩褲衩”一事再現波瀾。12月12日，一則名為《最新視頻鐵證！扒開畢廳長的丑陋嘴臉！》的文章在網上傳開，這篇文章用多段監控視頻證實，畢國昌當天在自行車與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如其自述的“虛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車前往市政府，并在過程中回過一趟家。畢國昌就此事回應稱，他承認自己說謊，向公眾及媒體道歉。（12月13日《西安晚報》）

這則被輿論和媒體標簽化為“反轉”的新聞，其實頂多算是事件曝出了一些新的信息，遠談不上“反轉”。畢竟，它并沒有改變城管執法過程中的問題，也即事件的本質沒有“反轉”。而“反轉”說的流行，加之輿論由此所增加的對畢國昌這一維權方式的反感與譴責，所折射出的某些輿論心態倒值得剖析和厘清。

沒有人會否認，即便是維權也應該明明白白，一是一二是二。但理想狀態下的道德標準和現實行動總難免產生出入。對應到維權事件中，因為對正當維權渠道的不信任，或由于維權者個人品性等差異都會影響到具體的維權方式。但縱然個人“私德有虧”也不意味著在維權上就失去了合法權利，會因而降低公權的過錯程度。相較于公權的疏漏，公民道德的不足，理應居于次位。這是批評類似事件的一個價值底線，也即通常所說的“惡猜公權，善待公民”。

因此，這樣的事件后續曝光后，人們的第一追問，不應該是譴責維權者的行為有偏差，而是那些針對維權者的監控畫面是如何被精心剪輯并被曝光的？因為這樣的疑問，已經超出了個案的范疇。顯而易見的是，如果維權者是被公權力“起底”，其所折射出的“報復”心態，或將可能作用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如果個人的行蹤可以隨意被披露，可能被曝光的又何止是畢國昌？所以，這樣的后續曝光，其實令當地相關部門陷入了更大的被動之中。

畢國昌的“褲衩維權”其實頗有點行為藝術的味道。只是因為事件一開始就被注入“廳官”的標簽，而出現更多的價值紛爭。但客觀而言，雖然身為前廳官，即便是有夸大乃至“撒謊”的細節，其做法依然未能動用不當的權力資源，更未超出法律的邊界。甚至可以說，在那樣一種場景之下的畢國昌或也只是放大了自身的弱者立場，拿起了“褲衩維權”的“弱者武器”。退而言之，若其通過私下的“權力溝通”去“擺平”該事，或才是對公共利益的損耗，是最不可取之法。

從正常道德要求和維權方式來看待這樣的事件，畢國昌的做法當然不值得提倡。但具體在這樣的事件中，若只是一邊同情其遭遇，又一邊過度地譴責其維權行為，就很可能陷入一種“理中客”的尷尬之中。要看到，這則含有“反轉”之意的視頻的曝光，本來就預設了一種認知，即讓當地城管“難堪”的畢國昌，將同樣要遭受輿論的譴責和非議。如此一來，視頻曝光的目的無疑就得到了滿足。

如果說畢國昌式維權不值得提倡，那么更不應該收獲認同和提倡的就是放大維權者的缺陷，甚至為維權者設置隱性的“道德標準”，仿佛私德有虧，就不配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的做派。本質上來說，一套正常的維權體系下，普通公民和維權者本無需在維權上“花心思”甚至是“不擇手段”。就此而言，畢國昌式維權得以發生，不過還是整個社會對于正常維權渠道信任度不夠的一道縮影。而當務之急，三亞相關部門需盡快對這段視頻的來龍去脈給出一個明白的說法。（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