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馬司機“精神病”何以遭質疑

所謂“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是對各種精神異常癥狀或體征的統稱，其病因可以是器質性的，也可以是非器質性。公眾的擔憂不無道理，如果對“急短性精神障礙”不做嚴格的醫學界定，任由其“廣泛”使用，對公共安全而言絕對是一個重大隱患。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6日晚通過官方微博通報“6·20”寶馬案后續情況，犯罪嫌疑人王季進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今年6月20日，南京市發生一起慘烈交通事故，犯罪嫌疑人駕駛寶馬轎車以近200公里時速闖紅燈行駛，造成兩死一傷的嚴重后果。

南京寶馬案的相關司法鑒定一經公布，立即引來輿論強烈反彈。瘋狂疾馳的寶馬車在路口攔腰撞碎前方正常行駛的轎車，案件已過去一段時間，然而視頻中的恐怖畫面仍令人不寒而栗。南京寶馬案造成的后果和影響都極為惡劣，而且犯罪嫌疑人事發后存在棄車逃逸情節，不僅是受害人家屬，公眾也普遍期待，須讓肇事者受到最嚴厲的法律制裁。然而，司法鑒定結論稱嫌犯王季進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這意味著在法院量刑時，很有可能參照這一結論，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司法鑒定與公眾期待之間形成的巨大落差，讓案件再次陷入輿論的漩渦之中。

嫌犯王季進此前被以交通肇事罪而非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其最高刑罰為7年有期徒刑，如果相關司法鑒定最終被法院采納，他還可能獲得進一步從輕或減輕處罰。公眾質疑寶馬案的司法鑒定結果，不僅出于“義憤”，也出于對自身安全狀況的擔憂。我國短時間內迅速成為“汽車王國”，然而整個社會與汽車相關的良性文化并未建立起來，道路交通參與者缺乏安全意識，近年來嚴重車禍頻發，交通肇事已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成為一些人減輕乃至不承擔刑責的“免罪金牌”，公眾身邊的交通安全形勢豈不會更加嚴峻兇險？

所謂“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是對各種精神異常癥狀或體征的統稱，其病因可以是器質性的，也可以是非器質性。受到噪聲、交通擁擠、人際關系矛盾等各種刺激，出現短時間精神異常，都可稱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或精神病。公眾的擔憂不無道理，如果對“急短性精神障礙”不做嚴格的醫學界定，任由其“廣泛”使用，對公共安全而言絕對是一個重大隱患。

如何鑒別“急短性精神障礙”？此前一些交通肇事案例，可以引為借鑒。2012年6月，山東臨沂市某小區內發生一起惡性交通事故，某高校女老師駕駛轎車猛撞路過的母女兩人，造成一死一重傷。肇事女司機事后被鑒定為急性短暫性精神病。這名肇事者之所以免于承擔刑事責任，除了一紙司法鑒定，還有其他原因：其親屬患有相關疾病，事發前本人曾有當眾裸體等反常行為。同理，對于南京寶馬案肇事者精神狀態的界定，也應結合其案發前的行為表現，而不應偏聽偏信。此外，有關司法部門還應調查嫌犯過去的駕駛記錄，看看是否存在經常性的超速、闖紅燈等違法行為，如果記錄不佳，說明嫌犯此番“最后的瘋狂”，不像是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所致，而更像是習慣成自然的表現。

南京寶馬案的相關司法鑒定已經公布，具有法律效力，但此鑒定結論并非不可置疑，受害者家屬如持異議，可要求補充或重新鑒定。案件中，輿論同情受害者，但輿論不能為犯罪嫌疑人提前“定罪”，法院必須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這一點確定無疑。有關司法機構對“急短性精神障礙”的鑒定和采信，也必須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不能讓其成為一種“來無影、去無蹤”的疾病，更不能讓其成為違法減罪的工具。期待南京寶馬案最終形成一個公正對待犯罪嫌疑人的判決，同時，更期待有關部門以科學、嚴謹、透明的司法實踐，賦予這起典型案件更廣泛的社會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