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級醫院取消門診，請慎用行政之手

近日從上海政協召開的“深化公立醫院改革”專題協商會上傳出一則新聞：未來，上海三級醫院和專科醫院將不設門診，只接受疑難雜癥病人和住院病人。雖然沒有給出具體時間表，也沒有具體方案，這一消息仍在醫療界“炸開了鍋”。（7月7日《南方日報》）

作為醫療改革的重要一環，分級診療制度的推進目前可以說是進展遲緩，顯得困難重重。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傳出擬在未來取消三級醫院門診的信息，大有破釜沉舟之意。不過，在市場之手效果不顯的情況下，動用行政之手來倒逼分級診療制度的推進，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至于能否如愿以償，更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三級醫院因其擁有的優質醫療資源，成為患者門診之首選，本無可厚非。但這種患者嚴重分布不均的狀況，一方面讓三級醫院不堪重負，醫護人員身心俱疲，無法使醫院運行在最佳狀態。另一方面是二級醫院“夾心層”地位尷尬，社區醫院門可羅雀，致寶貴的醫療資源處于空置狀態。若長此以往，勢必不利于醫療事業的均衡發展。從這個角度上看，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確實勢在必行。但問題在于：是通過市場之手，采取調控手段，因勢利導，逐步實現分級診療制度的目標，還是祭起行政手段，快刀斬亂麻似的砍掉三級醫院門診呢？

從表面上看，一旦三級醫院取消門診，患者即可流向社區醫院。其實不然。據悉，上海盡管在2011年就推行了家庭醫生制度，但目前社區醫院達到全科醫生水平的僅有3000多人，缺口達5000多人，很難在短期內補足。即使勉強湊齊，其水平及經驗也難以勝任；同時，社區醫院無論設施設備，都相對簡陋，很難達到院內確診。在三級醫院取消門診之后，若社區醫院不能獨當一面，還需患者在三級醫院與社區醫院之間折返跑的話，那這種分級診療，除了徒增病員負擔外，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與此同時，還有許多隨之而來的難題需要面對：其一，一所三級醫院每天數百萬元的門診收入，雖然誘人，卻也是保證運轉的必要來源。若此來源斷絕，要么發展止步，全線收縮以自保，要么通過調整其它醫療服務收費來彌補。而這兩者都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其二，大批門診醫護人員的去向也是難題。充實其它科室，醫院能否承受？下到社區醫院，操作恐有難度。允其辭職，浪費人才實在可惜，其三，若患者執意到三級醫院疑難病科室去看普通病，誰來監管？對于送上門來的“財神”，起碼醫院是不會拒絕的。至于設置預約或經社區醫院開具轉診手續之類的限制手段，對于習慣于走后門的國人來說，似乎就更是小菜一碟了。

此外，醫療服務既然已經進入市場，就應該允許患者自主選擇就醫醫院。換言之，國家可以通過調整醫保報銷政策來引導和鼓勵患者到社區醫院就醫，但采用行政手段關閉三級醫院門診窗口就似有不妥了。同時，當前并不樂觀的醫患矛盾對社區醫院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尤其是對于并不情愿來到社區醫院就醫的某些患者，若技術、經驗均顯稚嫩的社區醫院稍有不慎，即可能引發矛盾。而這對于安保力量不足的社區醫生來說，無疑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其實，對于進入市場領域的醫療服務來說，更多的通過市場調節而不是行政命令，采用調控而不是強制的手段，才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明智選擇。譬如，可以在醫學畢業生的輸送、社區全科醫生的培訓、社區醫院設施設備的增強等諸多方面實行大幅度的傾斜政策，以社區醫院富有競爭力的嶄新形象來吸引患者，必定會事半功倍。另外，與三級醫院結成對子，三級醫院選派醫生到社區坐診，定期輪換，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通過國家傾斜、三級醫院幫扶，加上為之傾斜的醫保報銷政策，持之以恒，吸引的患者中必然會越來越多。到那時，一般的小病，患者自然首選社區醫院，其結果必然倒逼三級醫院將重心轉向疑難病及住院病人方面了。

這次上海政協專題協商會傳出的這類信息，屬探討也好，放口風也好，實則反映了有關部門對當前分級診療制度進展遲緩的一種焦慮。而焦慮之下，習慣性的行政思維難免露出頭來。而這對建立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來說，當在克服之列。其實，自新醫保政策實施后，社區醫院門診量的快速增長，已經讓不少三級醫院倍感壓力。即使有關部門要加大改革步伐，亦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在三級醫院取消門診這個問題上，請慎用行政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