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機忍痛工作”責任擔當背后的風險隱憂

前不久，福建福州市上三路程埔頭公交車站附近，一輛滿載乘客的20路公交車，駕駛員陳師傅在行駛途中突發中暑。在自己將要暈倒前，陳師傅及時把車停下，并拉起手剎，而他也在乘客安全轉移后暈倒在車內。（7月2日《海峽都市報》）

近年來，公交司機突發疾病卻堅守崗位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公交司機在承受身體和精神雙重痛苦的同時，依然遵循角色規范、履行角色義務，確保乘客的安全。“司機忍痛工作”的背后，既有崗位職責所系的因素，也和樸素人性中的善良和責任有關。正是有了這些司機的價值堅守，公眾的出行安全才得到了保障。

在傳統的道德敘事中，“司機忍痛工作”無疑占據了道德高地。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多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荒謬的“代價論”，即為了達到目標，做出一些犧牲是必要的。這不僅造成對勞動者權益的冷漠，也為這種冷漠找到了極具說服力的理由。這一點，在“司機忍痛工作”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炎炎夏日，如果公交車上沒有空調，公交司機中暑難免會發生。一個旨在讓勞動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靈上多一些溫暖”的社會，必須給予勞動者創造一個有安全、有品質的工作環境。公交司機在行駛途中突發中暑，說到底是因為公交公司缺乏“未雨綢繆”的風險防范。倘若公交司機直接暈倒，沒有能力“忍痛工作”，一車的乘客難免會陷入風險之中。

知名學者易中天在評價鄉村教師的時候，曾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人們把老師比喻成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我完全不贊同。這是不把老師當人，照亮別人的同時為什么要毀掉自己，就不能不毀掉自己嗎？”從這個角度上說，勞動應該是可持續的，對勞動者的過度消費，無異于竭澤而漁。

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成員的異質性增強。社會變遷必然要求社會治理觀念的轉變和更新，需要“異質思維”，需要對不同員工、同一員工不同時段的身心狀況進行區別化對待。浙江寧波市公交388路實行“情緒簽到”，公交司機可以根據自己心情和身體狀況選擇是否上班，就是一個良好的示范。

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公交司機的心情和身體狀況并非一成不變的；一旦身體不適、心情不佳，“強行上路”不僅損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給公共安全增添了風險因子。“司機忍痛工作”值得敬佩，卻不值得效仿。尊重勞動者差異化的身心狀況，給予公交司機更多個性化空間，健全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不僅可以減少安全風險，還可以提升工作績效，讓公眾的出行之旅更加順暢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