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要用政府職能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簡政放權、互聯網＋、收入差距過大的不利影響、改革話語體系、刑法、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于金富: 簡政放權要用政府職能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遼寧大學中國經濟轉軌研究中心于金富認為，我們應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全面精簡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用政府職能與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要轉變政府職能就必須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合理劃分政府和市場、社會之間的邊界。

我們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首先必須緊緊牽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牛鼻子”，削減政府職能：一是在生產經營活動領域要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生產經營活動的干預，只要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行業組織能自律管理的就不要政府審批，變事前批為事中和事后監督，使生產經營者有充分的自由，使市場機制的活力充分激發出來，也使政府部門能夠騰出更多精力抓大事、議長遠、謀全局，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權威性。二是盡量減少一般投資項目和資質資格等的許可和審批，大幅縮減政府核準投資項目范圍，下放核準權限。凡是不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投資項目，一般都可以放下去，讓投資決策者自擔風險，讓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獲得更多的投資自主權。三是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積極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在工商登記和社會組織管理制度領域，降低準入“門檻”，實行寬進嚴管的政策。在進一步精簡政府職能的同時，政府應當“把該管的事管好”。在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應當加強資金投入，加強統籌協調，合理配置資源。在市場監管方面，切實加強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對食品、環境、安全生產等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重拳打擊。加強價格監管，規范市場秩序，確保低收入群眾基本生活。

摘編自《光明日報》

【張占倉: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對策】

河南省科學院副院長張占倉認為，互聯網+”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條件下未來發展的一個支撐體系，中國經濟將在“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引領下，以創新發展為驅動引擎，不斷融入新思維、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快速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生態，乘“互聯網+”的時代東風，創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輝煌。第一，加快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第二，積極推動“一個載體、四個體系”搭載“互聯網+”的時代高速列車。第三，強化資金引導與政策扶持。第四，加快完善基礎設施。

摘編自《河南日報》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曾國安與曹文文撰文指出，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大幅提高。但收入分配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虛擬經濟行業職工與實體經濟行業職工收入差距偏大就是一個突出問題。

虛擬經濟行業與實體經濟行業收入差距偏大并持續擴大，對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首先，加重經濟結構問題。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行業收入差距偏大，拉大了城鎮居民內部、城鄉居民之間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對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緩解經濟失衡造成了負面影響。其次，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兩者必須保持合理、協調的關系。兩類行業收入差距偏大，既導致優質人力資源等過度集中于虛擬經濟行業，也導致產業資本脫離實體經濟大量流入虛擬經濟行業，結果是實體經濟行業因資金短缺而發展受限，大量資金卻在虛擬經濟行業空轉。這樣不僅危及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會對擴大就業造成負面影響，因為當前95%的勞動力要依靠實體經濟行業提供就業崗位。再次，增大了宏觀經濟風險。虛擬經濟行業職工的高收入來自該行業的高收益，但這種高收益很大程度上來自虛擬經濟行業缺乏競爭和高投機性、高風險性。兩類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會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虛擬經濟領域，推動經濟虛擬化，增大宏觀經濟風險。

【韓震：改革話語體系，加強文化傳播能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韓震表示，文化和價值觀通過傳播才有影響力，傳播能力與文化、思想的力量相輔相成。我們文化影響力不足，與我們的傳播理念和傳播能力也有密切關系。加強文化傳播能力，既需要話語體系的改革，也需要語言能力的拓展。當前，一方面應加強漢語的國際推廣，以便讓更多國際人士能夠以貼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我們；另一方面還必須拓寬外語傳播中國文化的途徑。不僅要攻克西方強勢文化占據的傳播陣地，還要開辟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傳播市場。

文化傳播能力主要是議題設置的能力，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改變過去比較單一、單調的毛病。最重要的就是改變習慣用原則和概念闡述國家和政府立場和觀點，反而對人民群眾日常生活關注不夠的問題。只有把焦點放在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創造性活動上，才能徹底改變傳播方式單一和缺乏感性生命力的毛病。中國的國家形象要靠真實的國民形象來構建，中國的價值觀需要靠國民的喜怒哀樂和生活追求來體現。價值觀不能僅僅是概念，而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檢察院范艷利指出，我國刑法關于瀆職犯罪的規定中，有許多罪名要求造成“重大損失”。第一、“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應進一步明確。如何認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參考以下標準:一是造成一定地區群眾集體上訪，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二是引發媒體廣泛關注和傳播，在社會上產生較大不良影響的。第二、“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應進一步細化。一是結合行為人犯罪動機、主觀惡性判斷，對辦理案件中涉及土地、林業、草原、濕地、地質、礦產、房產等客體，在不具備鑒定條件的情況下，明確適用兜底條款的情形。二是嚴重損害國家形象。三是引發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四是瀆職行為導致“可能造成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嚴重危險”，如在食品、藥品、環境等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出現可能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事件等。第三、經濟損失認定時間節點的理解與適用應進一步厘清。立案前挽回的經濟損失同樣屬于量刑情節，理由是瀆職犯罪是結果犯，很多罪名都以發生特定的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而是否有經濟損失、是否挽回經濟損失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是否有經濟損失屬于定罪要件，是否挽回經濟損失屬于量刑情節。

摘編自《檢查日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倪鵬飛、李冕、王雨飛指出，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演化趨勢推動、內在聯系深化、主要因素影響和經濟規律作用的共同結果。

第一，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歷史演化的結果。首先是經濟空間演化。其次是城市體系演化。 第二，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內在聯系深化的結果。內在聯系深化表現為幾個層次的一體化：東中一體化發展促進了空間的集聚，市場一體化促進了區域共同市場的逐漸形成，要素一體化實現了區域要素的自由流動，產業一體化帶動了產業集群的初步顯現。第三，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受幾個基本因素影響而形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地理環境、經濟格局和交通體系，其中交通體系的快速化、網絡化尤為重要。 第四，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的形成是三大經濟規律使然。其一是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圍模式理論，中國經濟空間的中心—外圍格局兼具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目前集聚效應占主導地位，未來擴散效應將發揮更大作用。其二，交通體系的發展產生了地理收縮效應、線帶效應和網絡效應，是重構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格局的主要支撐。其三是斷裂效應。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 李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