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要用政府職能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韓震：改革話語體系，加強文化傳播能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韓震表示，文化和價值觀通過傳播才有影響力，傳播能力與文化、思想的力量相輔相成。我們文化影響力不足，與我們的傳播理念和傳播能力也有密切關系。加強文化傳播能力，既需要話語體系的改革，也需要語言能力的拓展。當前，一方面應加強漢語的國際推廣，以便讓更多國際人士能夠以貼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我們；另一方面還必須拓寬外語傳播中國文化的途徑。不僅要攻克西方強勢文化占據的傳播陣地，還要開辟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傳播市場。

文化傳播能力主要是議題設置的能力，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改變過去比較單一、單調的毛病。最重要的就是改變習慣用原則和概念闡述國家和政府立場和觀點，反而對人民群眾日常生活關注不夠的問題。只有把焦點放在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創造性活動上，才能徹底改變傳播方式單一和缺乏感性生命力的毛病。中國的國家形象要靠真實的國民形象來構建，中國的價值觀需要靠國民的喜怒哀樂和生活追求來體現。價值觀不能僅僅是概念，而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檢察院范艷利指出，我國刑法關于瀆職犯罪的規定中，有許多罪名要求造成“重大損失”。第一、“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應進一步明確。如何認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參考以下標準:一是造成一定地區群眾集體上訪，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二是引發媒體廣泛關注和傳播，在社會上產生較大不良影響的。第二、“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應進一步細化。一是結合行為人犯罪動機、主觀惡性判斷，對辦理案件中涉及土地、林業、草原、濕地、地質、礦產、房產等客體，在不具備鑒定條件的情況下，明確適用兜底條款的情形。二是嚴重損害國家形象。三是引發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四是瀆職行為導致“可能造成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嚴重危險”，如在食品、藥品、環境等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出現可能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事件等。第三、經濟損失認定時間節點的理解與適用應進一步厘清。立案前挽回的經濟損失同樣屬于量刑情節，理由是瀆職犯罪是結果犯，很多罪名都以發生特定的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而是否有經濟損失、是否挽回經濟損失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是否有經濟損失屬于定罪要件，是否挽回經濟損失屬于量刑情節。

摘編自《檢查日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倪鵬飛、李冕、王雨飛指出，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演化趨勢推動、內在聯系深化、主要因素影響和經濟規律作用的共同結果。

第一，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歷史演化的結果。首先是經濟空間演化。其次是城市體系演化。 第二，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內在聯系深化的結果。內在聯系深化表現為幾個層次的一體化：東中一體化發展促進了空間的集聚，市場一體化促進了區域共同市場的逐漸形成，要素一體化實現了區域要素的自由流動，產業一體化帶動了產業集群的初步顯現。第三，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是受幾個基本因素影響而形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地理環境、經濟格局和交通體系，其中交通體系的快速化、網絡化尤為重要。 第四，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的新格局的形成是三大經濟規律使然。其一是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圍模式理論，中國經濟空間的中心—外圍格局兼具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目前集聚效應占主導地位，未來擴散效應將發揮更大作用。其二，交通體系的發展產生了地理收縮效應、線帶效應和網絡效應，是重構中國經濟空間和城市體系格局的主要支撐。其三是斷裂效應。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 李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