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則《23歲女兒微博舉報爸爸高速上開車打電話》報道引發了社會對文明行車的大討論,大家紛紛為“中國好閨女”點贊,但也有少數質疑的聲音:“閨女,你難道是為100元獎金舉報親爹?”目前,當事人小陳已拒絕了湖北警方提供的100元獎金。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關系社會,血緣依然是最為牢固的社會聯結紐帶。父女作為人倫至親,說到底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女兒舉報父親”的角色反差,從表面上看不近人情,從本質上看卻是源于對父親的愛與關心:在多次勸說無效的情形下,“女兒舉報父親”是為了提高違規成本,從而倒逼父親文明行車。 據公安部交管局統計,68%的司機有過開車打手機的行為,開車打電話反應時間會慢半拍,視野范圍也縮小近一半,事故風險較全神貫注開車增大4倍。究其原因,在社會轉型時期,安全焦慮和風險漠視并存的復雜心理,讓“邊開車邊打牌”、“邊開車邊看書”、“開車打電話”等失范現象屢見不鮮。 如果說女兒勸說父親是一種私人關系,“女兒舉報父親”則屬于公共關系,追求的是一種價值理性。在風險社會,任何人為可控的風險因子都是我們努力消減的對象。“開車打電話”不僅給當事人父親帶來了安全風險,也給高速路上其他司機和乘客的安全帶來了威脅。“女兒舉報父親”盡管在路徑上有些另類,其對父親的愛與關心卻是實實在在的。 塑造文明出行,既需要司機內部的自我約束力,也離不開外部的制度效力。在僥幸心理的裹挾下,面對女兒及家人苦口婆心的勸誡,這名父親依然無動于衷。無奈之下,女兒選擇了尋求公共部門的社會支持——讓父親接受交警部門的規訓和懲罰,有助于提高父親的風險防范意識,讓出行之旅更有安全、更有品質。 在一個社會信任缺失的時代里,“女兒舉報父親”不可避免遭遇曲解和誤讀。在“惡意的揣測”和“丑聞思維”的驅使下,彌漫在陌生人之間近乎變態的不信任再次上演。面對互聯網上的紛亂信息、偏激情緒和不良社會心態,“中國好閨女”以拒領警方獎金的方式來回擊“舉報是為了獲得獎金”的荒誕論調。就此而言,“女兒舉報父親”并不是對私人情感關系的破壞,而是通過訴諸公共規則的手段,來保護和關愛父親。 交通安全要想從愿望走向現實,離不開公眾參與。“女兒舉報父親”不是干涉私生活,而是對公共秩序的一種追求;不是追名逐利的出賣,而是飽含深情的關愛。只有弄清了這兩個基本問題,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女兒舉報父親”的愛與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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