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靠交管難治“路怒癥”

包括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引發的“路怒癥”系列病相一路引發關注。公安部交管局日前披露，2012年以來，由“路怒癥”導致的交通事故逐年上升。自那時至今，全國已查獲“路怒”違法行為1.04億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抽取900位司機開展問卷調查，竟有三成司機承認自己屬于“路怒族”。由此見得“路怒癥”的療治問題不可小視。交管部門亦表示將針對“路怒”行為加大查處力度。

按交管部門定義，所謂“路怒癥”，即帶著憤怒情緒駕駛機動車，俗稱“開斗氣車”，國外又稱“攻擊性駕駛”，通常表現為強行變更車道、強行超車、違法搶行、不按規定讓行等交通違法行為。

療治“路怒癥”，先要找到病因，或先要回答“駕車時為何要生氣”的問題。這可試著從兩個層次分而述之。首先是現場性的，身臨車多、路堵、不守規矩者眾、有急事而寸步難行的情境，脾性溫和的駕車人可能會生生悶氣，性情暴烈的主兒則不免置交通法規而不顧，鋌而走險，從而釀出事故。再者姑且稱之為心因性的，即先前心里就有煩心事，或股市資金被套牢，或職場競爭失利，或感覺社會不公等等，經由眼前亂象的觸發，一怒而踩下油門，造成嚴重后果。

從多年“路怒”的癥狀看，無論是現場發作，還是心因誘導，“路怒癥”與其被看成是一種個人心疾，毋寧更反映著社會的普遍焦慮。交管部門的大力查處當然對“路怒癥”的治理不無效果。事實上駕車族都清楚，城市交規的制訂與執行確是越來越細、越來越嚴了，對酒駕、醉駕的嚴罰不留情面，對“嚴管一條街”交通違規的苛刻處理，對執行系好安全帶、駕駛時嚴禁打電話等細小規章不厭其煩的提醒和警示，如此等等，都明示著交管部門日益增大的工作量（道路上的協警越來越多也是明證）。但由“路怒癥”導致的交通事故逐年上升的事實，正說明單靠交管一家，難以從根本上治愈“路怒癥”。至少心因性的病根僅靠加大查處力度難以根除。

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后的滔滔輿論中，也有外國友人站在第三方的評點，核心是批評國人做事的極度不講規矩和少為他人著想，言辭尖銳，卻不無道理。一個社會給人的真實印象或感受，比如是否焦慮，最有效的途徑一般來自具體事實。從更宏觀的層面看，國家正處于劇烈的轉型期，經濟轉型之外，也是價值重建的關鍵時期。國家倡導的“核心價值”雖已赫然在目，但社會現實或許對人們更具影響力。或顯或隱但卻明白無誤的社會導向（包括大學教育）畢竟是存在的：大力鼓勵消費，暗示對“成功人生”的經濟化定義，默認將人的尊嚴和社會認同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其財富數量等等，總有將市場法則視作至上天條的傾向。如是價值取向下，社會焦慮乃是必然。是故，交管履職盡責外，政府、社會乃至學校、家庭，更須在“路”外下足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