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華牌坊群謀的是“政績崛起”

近年來,興建豪華建筑是一些貧困縣被詬病的原因。從豪華辦公樓到標新立異的公共建筑,再到海南的牌坊群,一次又一次固化公眾對于某種政績沖動的想象。相關的約束之道,也一再被觀察者重復強調。不過,這次發生在海南貧困縣臨高的建牌坊群一事,除了此前反復評說的視角,還引出了一些新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在以往的貧困縣建豪華辦公樓的新聞中,事件被抽絲剝繭之后,往往會發現審批等手續上的問題。但這次的牌坊群建設似乎與手續無關——這個項目由當地政府常務會審議,縣委常委會決定,并提交當地黨代會和人大全體會議審議通過。若要說“瑕疵”,或就是沒有征集民意的過程。但問題隨之而來,面對這樣一個在基本程序上似乎完整但在后續又問題重重的建設項目,該如何進行追責?而較之于建豪華辦公樓有著明確的“標準”與“禁令”,這類政府投資的公共項目又如何公正地進行績效評價?

當地官員回應稱,建牌坊群主要是為了展現臨高本地的文化底蘊。他們希望把這個牌坊群建成世界一流的牌坊群,并且由此來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牌坊再造能否展現當地的文化底蘊不說,但借此來申請吉尼斯紀錄,怕是暴露了當地政府在這一項目上的根本初衷——以牌坊群來打響臨高的知名度。海南是旅游大省,這樣的選擇并非不可理解。但是,從目前該牌坊群在建筑質量與設計上所呈現出的“粗糙”,以及“毫無人氣”的情況來看,它是否真能成功帶動旅游,已然要打一個問號。

事實上,這一邏輯在不少貧困縣的“大興土木”行動中都適用,但借此成功實現逆轉的卻少之又少。究其因,或許有項目建設質量與設計上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對于地方發展實情的一種誤判。比如,臨高民眾就認為當地應該重點發展生態農業,而不應該將大量公共財政投在牌坊群上。一方面,這種誤判源自在發展決策上缺乏對于民眾意見的征集；另一方面,還是因為過于急功近利,患了發展焦慮癥,缺乏發展的耐心,某些官員只圖一時的“政績崛起”。

當前尤其需要加以重視的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一些本就發展落后的貧困地區將面臨更大的發展壓力。在這種新形勢下,那種傳統靠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會更加被這些地區所依賴,而這種選擇一旦蔓延,勢必將對地方造成更大的后續發展危機。

因此,在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下,對于財政預算和重大公共財政支出上的人大監督,應該有實質性的加速落實。同時,對于貧困地區的政策扶持也應該更精細化,多一點對于創新發展的激勵,弱化對舊有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如此,方能既保障有限的公共財政得以多用于民生之需,而非被決策者拿來做“豪賭”的工具,也能夠真正為落后地區在轉型發展上實現突圍創造條件。

現如今,政府公共管理的水平已經越來越成為影響地方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越是在經濟形勢的變化之下,這種對應關系會表現得更突出。當豪華辦公樓建設遭遇“禁令”,如何確保地方政府不在公共投資上重復“不差錢”的偏好,提升公共投資理性,是時候上升到一種發展的命題上來予以正視了。因此,厘清海南臨高牌坊群中可能蘊藏的“貓膩”與腐敗只是第一步,這樣的貧困地區,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不出現新一輪的“落后”,才是更應該被關切的新宏觀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