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醫療別患了“防衛過當”病

《醫學界》雜志的調查顯示，85.8%的醫生表示，因擔憂發生醫患糾紛，他們在行醫過程中為避免醫療風險和醫療訴訟，進行過防御性醫療。防御性醫療也稱自衛性醫療或防衛性醫療，具體表現包括：從實際病情看沒有必要的各種化驗、檢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術及難度較大的特殊處置，帶有推脫責任性質的轉診及會診等。（4月20日《中國青年報》）

醫患糾紛實行舉證倒置的初衷，是為了防止醫學技術壁壘，使得患者無法舉證維權，但現實生活中卻導致，一些醫生為了免責，在醫療會診里通過診斷程序以及技術措施，進行“選擇性”規避，從而，有時候更傾向于次優的診療方案。

然而，趨利避害、明哲保身是常人心理，作為醫療損害法律訴訟的副產品，防御性醫療的出現，也是一種保全自身的“防衛”措施。一些時候，它甚至促使醫生規范行醫、改進服務質量。但是，防御性醫療現象一旦走向“防衛過當”，弊就遠大于利了。一方面，不必要的化驗、檢查等過度醫療行為，即所謂積極防御性醫療，造成了醫療資源大量浪費和患者經濟無端損失；另一方面，刻意回避高風險手術和其他治療措施，可能讓病患不能充分就醫，喪失治療甚至救命機會；此外，這也會更加劇醫患間的互相設防心理和不信任感，使得本就緊張的醫患關系雪上加霜。

有醫療就有風險，有風險就有規避，古今中外，防御性醫療現象一直存在，這是醫療行業特殊性所決定的，而不唯我國法律上的“舉證責任倒置”之功。事實上，為了平衡“舉證責任倒置”程序帶來的權利失衡，2009年出臺的《侵權責任法》從實體上規定了醫療過錯責任制度，即存在過錯行為才承擔醫療責任，而不是單一的從程序上要求醫方證明“我不是壞人”。但是，法律救濟的善意，只能規范醫患糾紛，尋求涉訴醫患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卻不能根治防御性醫療之病。

有病就得治，要有效破解防御性醫療頑疴，并非旦夕之功，還須從提升醫療服務質量、構建醫患和諧關系、建立醫療損害保險制度上建立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