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嚴控煙”沒有旁觀者

從“控煙手勢”看公共治理的轉變

劉孫恒

人們歡呼“史上最嚴”控煙條例的新鮮出爐，但對“不可以”、“我介意”、“請停止”等三種控煙手勢卻頗有微詞，認為其有些矯情，有形式主義的嫌疑，倒不如“甩開膀子”，嚴格執法，予以重典。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首先必須厘清，推出“控煙手勢”本就不是以其作為禁煙的主要手段，“控煙手勢”只是個助力，它只是為方便后續的手段。如果人們不聽此忠告，那么，“違者將被處以個人最高200元，單位最高10000元罰款”等實質性懲罰就會立馬登場。

再來分析由“控煙手勢”帶來的益處。首先毫無疑義的是，職能部門推出3種“控煙手勢”，由市民投票來決定采用哪一種，同時吸引輿論關注熱議，最起碼為接下來的“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的實施，做好了鋪墊。畢竟，形成一種控煙的氛圍，讓人們心中有了“公共場所吸煙要被罰”的意識，接下來的工作也就好開展了。其次，由市民們來決定采用哪種“控煙手勢”，既可提高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為公共問題的紓解做加法，也是公共治理方式轉變的體現，預示著以往那種大包大攬的治理方式開始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由此可見，“控煙手勢”非但不是一種形式主義，反而是公共治理轉變的注腳。對于公共問題，主政者不再以軍事化思維來治理，不再只側重結果而忽視過程，而是在著重多元主體參與和充分協商的同時，注重治理程序的規范性、有效性，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思量，顯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具體表現，無疑值得鼓掌。

是的，“我國成年吸煙人數已超3億，男性吸煙率達52.9%，居于世界前列。現有13~18歲青少年吸煙者約1500萬，嘗試吸煙者超過4000萬，青少年吸煙率達11.5%。與之同時，則是我國每年有約百萬人死于與煙草相關的疾病。”鮮明的數據直指控煙的失敗，讓我們對禁煙的落實早已迫不及待。而“無煙奧運”、“無煙世博”、“世界無煙日”等等一場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控煙運動，以及那一聲聲止于高分貝的有關“最嚴控煙”的宣稱，讓我們再也無法忍受任何擺姿態或隔靴搔癢的控煙之舉。然而，諸多殷鑒表明，控煙缺乏健全的制度體系兜底，希冀畢其功于一役，譬如采取重罰的方式，最終往往會被現實的困境消解于無形。故而，只要有助于禁煙的任何努力都應該得到掌聲，“控煙手勢”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