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數字，我們如何衡量司法公正

【繼最高法取消法院考核排名之后，中央政法委日前要求，中央政法各單位和各地政法機關今年對各類執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

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種從行政系統移植過來的考核評價方法，從引入司法機關的第一天起就毀譽參半，并在司法行政化體制之下，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司法系統。客觀上說，以數字量化的方式考核司法業績，能夠為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執法提供參考依據，人們可以借此觀察它們的具體工作情況，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的規范化、科學化，提升辦案的質量水平。

然而萬事過猶不及。批捕率、起訴率、結案率等這樣的量化考核指標，倘若放在法治發達、司法成熟的國家，可能沒有多少問題，不失為社會評價司法的一種安排；但是在一個司法行政化嚴重的環境中，這些數字化考核很可能加劇司法的行政化傾向，并將司法從理性的法治軌道上牽引開，不斷異化為一種司法“出官”的手段。

由于我國司法歷來行政化色彩濃重，自上而下的各種數字考核，緊緊掐住司法官員的“脖子”，每一項指標如同一根“指揮棒”，指引著司法政策方向。例如，把批捕率高低作為考量公安機關報捕案件質量的依據，壓力轉移到檢察院，對一些證據尚不充分的案件也只好“強弓硬上馬”；有罪判決率被視為評價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的質量依據，讓公訴人“壓歷山大”，只能想盡辦法做法院工作，讓本該“疑罪從無”的案件最后“疑罪從輕”；而結案率更是直接影響到法院的工作模式，年底不立案成為通行規則。這一系列不正常、非理性的司法怪相，背后都與不合理的考核項目有關。

這些年，在司法改革的視野中，上述不合理、不科學的考核指標，早已深受詬病，司法體制內的人也大多怨聲載道。因而取消這些數字考核項目，乃是讓司法回歸理性的務實之舉，有助于為司法體制改革創造更加優良的法治環境。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難題：離開了數字這種客觀的評價指標，又該如何去衡量司法公正的質量水平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倫理深深烙印于國民內心。這種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讓我們更習慣于從感性而非理性出發，去評判我們的周圍世界。而“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尤其在缺乏法治理性的背景下，社會對司法質量的評價很可能彼此沖突，令司法機關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例如對云南的李昌奎案，對西安的藥家鑫案，判前判后的公共評價相差甚遠。究竟什么樣的結果才是公正的呢？標準的迷失可能更容易造成人們對司法的誤讀。

改革的方向，當然不是等到司法去行政化之后，再重拾昨日的“牙慧”。在司法體制改革的總盤子里，本就包含著對不合理司法業績考評方式的清理，包含著構建一套合乎法治理性、尊重司法規律的司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這個體系并非完全抗拒數字化，而是側重于指標項目設計的科學性、正當性。它應該更加多元化，不僅包含對各級司法機關的行為導向性指標，而且包含錯案率之類的負面評價指標；它應該更加開放化，不僅包含司法系統內部的考核評價，而且包含社會對司法的外在評價，尤其關注第三方力量的中立性評估；它應該更加理性，不僅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樣的惡性循環，而且采取定量與定性的評估方法，將“讓公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體現其中。

清理考核指標讓刑案歸位正義

在法律范疇內，刑事犯罪與公民個體的人身權利具有緊密聯系。因此，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更需要嚴格遵循法律規定，實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長期以來，刑事案件處理結果如何，往往依賴司法考核指標的數字表現，但是考核指標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到底如何，卻一直存在巨大的爭議。

當然，作為辦案機關，追求高質量的司法考核指標，體現出了積極的辦案宗旨和意識。但是，這些考核項目的制定，并不一定是客觀現實的。尤其是，囿于客觀因素的限制，某些考核項目不可能成為衡量案件處理結果的依據，甚至存在一定的誤導作用。

比如，刑事拘留率、批捕率、有罪判決率等等考核指標的設定，必然會加大辦案機關的工作壓力和強度。本來不構成犯罪，但是迫于考核指標的影響，辦案人員就可能將行為人的行為看得“嚴重”，進而上升到刑事案件層面。那么，這無疑背離了法律的本義，更對公民個體的權利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容易讓刑案處理陷入到無序的狀態中。

事實上，追求上述考核指標，其目的就是嚴厲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客觀上，將更多的犯罪行為人繩之以法，可以維護社會秩序，維護好公民的合法權益。因此，從這個方面來看，考核指標設定的初衷和目的，并沒有不妥，彰顯出的積極價值值得肯定。只不過，對表面數字的過度追求，只不過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犯罪行為具有“過去式”的特征，在證據的收集及還原真相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認識上的困難。

有關資料顯示，西方國家的無罪判決率大約在10%至20%之間，有的國家甚至會達到30%，但這并不意味著司法機關的工作效率不高。相反，這種考核數據上的“不樂觀”，卻恰恰契合了刑事案件處理本義，體現出了法律的價值。在我國，當談及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等指標時，我們總會看到100%、99%的可喜數據，但這種數據背后的真實性如何，到底有沒有冤假錯案，卻應該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刑事訴訟也有自身規律，刑事案件的處理應該遵循該規律。基于此，清理不合理的考核指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彰顯出了正確的刑事司法理念。但是，很多人也對此表示擔憂，認為清理考核指標后，司法機關的工作效率和質量會不會大打折扣。其實，對于司法機關而言，這些不合理的考核數據取消后，恰恰可以提高辦案準確度，減少辦案人員工作壓力，反而更能讓司法工作擺脫不必要的束縛。

對于公檢法而言，三者之間本就是互相配合和監督的關系，任何考核項目都不可能達到完美狀態。在刑事案件處理流程中，三個部門之間的銜接，不可能在證據以及事實認定等方面都能做到天衣無縫。尊重科學，尊重規律，不以考核數據論成敗，不以考核名次論英雄，這才是我們提高辦案質量的初衷。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讓每個刑事案件都能彰顯出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