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艾滋男童,應該喚醒政府部門進行制度重建與體系完善,走出針對艾滋病群體的臨時化救助的思維模式。】 最近,四川西充縣感染艾滋病毒的8歲男童坤坤遭村民“聯名驅趕”事件引發輿論強烈關注。從西充縣到國家衛計委均表態并積極介入。這值得點贊。但我們又必須清醒,驅動這些表態和行動的,很大程度是媒體報道的力量。 這反證出,對艾滋病患者救助的制度化和常態化仍做得不夠,這個群體仍處于尷尬逼仄的生存境況,他們的權利仍然處于被放逐的地帶,而喚醒民間和政府正確對待這個群體,也面臨著諸多困境。 比如,有人呼吁維護坤坤上學權利,把他安置到學校上學。之前,在解決坤坤上學問題上,家長、學校、政府部門存在分歧,無法形成合力,已經說明上學涉及到復雜的利益博弈。如果不能正視這個孩子身上確實存在的“危險因子”,誰又敢說,他不會給教師、同學、家長帶來巨大挑戰,不會讓教育付出巨大代價,不會對別的孩子健康問題產生影響?此外,對坤坤到底是應該采取分散救助模式,讓他在家庭救助中維系親情紐帶,還是由專門機構收養,讓他在“驅離”中獲得新生。這一切,都要面對太多的挑戰,牽扯著各種主體的利益神經。 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不論是救助艾滋病患者的身體和心理,還是打造一個適合艾滋病患者就醫、求學、生活、社交的綜合環境,從民間到政府欠賬不少,仍存在斷裂地帶。在這種背景下,救助某個特定的艾滋病患者,注定要面臨文化倫理、制度體系、公共財政等諸多現實的困難。換句話說,關愛艾滋病患者,維護他們的權利,這些制度理念層面的東西已經過河,但是相關救助制度與體系的建設,仍在摸石頭。 在這種背景下,救助8歲男童坤坤,如果只是以宏大敘事的方式回應民意,以行政手段強力解決個案問題,而不去正視艾滋病患者需要面對一個復雜而又真實的民間社會,需要對相關救助制度體系進行重建,這樣的救助行動,自然就很容易給人一種“個案公關”的感覺。救助艾滋男童,當前應該催發民間社會重建一個讓艾滋病患者更好生存的文化環境,應該喚醒政府部門真正通過制度重建與體系完善,來走出長期以來針對艾滋病群體的臨時化救助的思維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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