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上遭猥褻，不能止于道德批判

12月5日下午，在河南南陽通往社旗縣的一輛大巴車上，22歲女孩劉樂（化名）在車上遭遇一男子猥褻。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車司機求救并要求其報警時，該司機沒有及時施救，造成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車，遭遇毆打。車上坐滿乘客，沒有一個人幫助她。近日記者從社旗縣警方獲悉，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尋釁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12月10日《大河報》）

大巴上女乘客被猥褻，司機乘客無一伸出援手。這樣的畫面，不出意外地點燃了公眾的憤怒情緒。大巴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如乘客有危險，無論是司機還是乘客，不管是出于情理還是道義理應伸出援手，但滿車的冷漠卻讓這個22歲的女孩被猥褻甚至被拖下車毆打直至昏迷。所幸的是，女孩最后被趕到的親屬和警察所救，嫌犯也被拘留。但這種“冷漠的旁觀者”所帶來的情感沖擊立刻讓車上的司機和乘客成為眾矢之的，道德的批判也將席卷而至。

在經歷了佛山“小悅悅事件”，特別是“山東招遠血案”后，輿論對見義勇為、公眾道德的關注也越來越多。類似于公交車上女孩被猥褻，滿車乘客司機無動于衷的例子也屢屢見諸報端，這也讓今年6月份宜春“中國好青年”大巴車上勇斗歹徒成為一段尤為珍貴的佳話。

然而，對類似事件的討論決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的批判上。一味的批評與矮化國人的道德水平于事無補，且沒有必要，暫且不說我們史不絕書的道德標桿，當代社會，盡管物欲橫流，但那鄰里鄉里的好人好事，那些大愛無疆的“中國好人”也不時涌現。歸根到底，我們有道德高尚、見義勇為的人，在探討大巴車上女子遭猥褻無人施以援手的案例時，更應該從制度層面入手，分析乘客司機為何是冷漠對待而非見義勇為，尋求挽救社會公德的癥結以破解之。

應該看到的是，在當下社會，見義勇為已經成為一種高成本的道德行為。首先，在見義勇為的認定上，目前仍存在著無專門法律和統一的標準。這就導致了見義勇為如何認定，怎么認定，全國各地標準不一，某些在一地算見義勇為而在另外一地卻不算，見義勇為者在對比時難免因各地差異產生失落感。其次，在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上，存在著獎勵偏低，申請困難的問題，甚至有些地方以年齡大或者小、過往經歷不好為由不予申請，乃至出現了讓別人頂替見義勇為名額的鬧劇，寒了見義勇為者的心。再次，見義勇為在很多時候要付出極大地代價，輕則受傷，重則傷殘甚至有生命危險。除此之外，還有被訛詐的風險。但在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和后續資助方面，我國目前仍未有專門且明確的規定。可以說，目前社會上“見義不為”現象的出現，正是上述問題引發的糾紛和悲劇，在一次次媒體報道之后仍無法得到解決的后果。

我們當然要對大巴上司機和乘客的冷漠進行批判，司機出于職業的操守有義務保護乘客的安全，乘客也有義務阻止侵害或者選擇報警。但我們更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在制度層面對見義勇為進行保護與鼓勵，不至于讓人在要見義勇為時仍顧慮重重。歸根到底，見義勇為雖大多數時候是一時之“義”與“勇”，但人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可一而不可二。出于社會公義，面對侵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之，冷漠面對者也有之。見義勇為者我們自是要表揚，但冷漠者也別急著撻伐，說不定他們就是曾經的見義勇為者，只是在勇為之后被訛了被騙了，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與尊重，寒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