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理論”怎么如此赤裸裸？

今年8月，隸屬湘西的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在因貪污公款被查后，居然理直氣壯地反問：“我當村干部不就是為了撈兩個嗎，這怎么還違法了？”（10月28日《人民日報》）

當官，就是為了撈兩個，是腐敗村官自己的大實話，也是當今官場某些價值邏輯的真實寫照。村干部選舉中的賄選問題比較嚴重，而所以有人出大價錢買選票，削尖了腦袋要當村官，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撈兩個”；特別是一些城中村、城鄉接合部地帶，土地升值空間大。

報道說，現在有些村，會計、出納不分家，賬、錢、權由村支書一人掌管；有的村集體資產往往流向村干部的關系戶；有的村集體資源成為村干部自家資源，有多少、在哪兒、誰在用，都是一筆糊涂賬。那么與其說是“當官就為撈兩個”，不如說是村政權的絕對權力體制，直接導致了村官的腐敗思維模式。

有一種觀點認為，村選舉的賄選現象證明了基層民主的失敗，也有失偏頗。

法律規定村民大會有罷免村官的權利，但一是并非所有的村官都歸村民大會監督，二是罷免村官須經政府批準，如果村官有背景，比如身后站著的是鄉鎮領導甚至縣領導，而官官之間又因利益結成聯盟，村民罷免村官就會陷入“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境地。鄉里以“格式不對”拒收村民罷免文件；縣里發文宣布罷免無效；甚至村民代表被警方約談；帶頭啟動罷免程序的村民被整治……類似報道我們見過很多。這個背景下，當村干部就為了撈兩個，而村民卻問不了，也就有了“合理解釋”。

當官就為撈，首先是折射了腐敗文化泛濫之烈；其次，出現在鄉村的“小官大貪”現象，擊中村級治理中的法治軟肋。村組織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層，且農村無論人口還是面積，數量上的占比都處于絕對多數水平。那么，依法治國的艱巨任務之一，是依法治村，特別是村級反腐的制度化，村民權利足可以將村官權力關進籠子，那么，“當官就為撈”就會變成“通往牢獄”的另類解釋。

□ 馬滌明（內蒙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