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停工抗議不如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

醫護人員不在醫院救死扶傷，而是拉著“還我醫院安寧，誰敢治病救人”的橫幅集體停工，這樣的一幕8月27日發生在云南省玉龍縣人民醫院。該院上百名醫護人員停工是為了抗議屢屢發生的醫鬧，該院院長不久前被一患者家屬挾持。云南省衛生廳相關人員證實了此事，并表示對醫鬧行為依法依規嚴懲不貸。而患方稱，醫院安裝的“終身不取”鋼板自行斷裂，對患者造成了二次傷害。（8月28日《新聞晨報》）

患方挾持院長要求醫院賠錢，擾亂了醫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如此過激維權顯然不可取，還可能撞上法律的紅線。在醫療鑒定結果出來之前，誰也不能武斷地說“鋼板斷裂就是醫療事故”。醫護人員集體停工維權似乎也是忍無可忍。

但是，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把病人拋在一邊去舉牌抗議，同樣不可取。在我看來，當地相關部門除了平息事端以外，還要盡快開展醫療鑒定，理清醫院的責任，還原“終身不取”鋼板自行斷裂的事實真相。同時，反醫患糾紛白熱化的問題，疏通醫患糾紛制度出口至關重要。

醫療糾紛是一個帶有共性的社會問題。醫療糾紛發生以后，有的患方邀約親友甚至雇請職業醫鬧在醫院聚眾滋事，擾亂了醫院正常醫療秩序。為了應對醫療糾紛，醫院煞費苦心，有的配備鋼叉、催淚彈對付醫鬧，有的給醫護人員配備鋼盔上班，有的聘請警察擔任副院長。近段時間以來，全國就發生了好幾起醫生被傷害的惡性案件。患方雇請醫鬧維權，干擾正常的醫療秩序，還涉嫌違法犯罪，對于職業醫鬧無疑要重拳打擊。

但是，在醫療機構掌握話語權的情況下，醫生的醫德不良又該承擔什么責任呢？治病先要“望聞問切”，要化解醫療糾紛，關鍵要解決深層醫患矛盾，建立互信醫患關系。如果不疏通醫療糾紛制度出口，完善患方權利救濟渠道，重建醫患雙方信任，依靠“嚴懲不貸”的高壓手段應對白熱化的醫療糾紛，猶如抱薪救火，恐怕事與愿違。

衛生部曾要求醫院設立專門部門或者專員負責患者的投訴接待、調查、處理工作。維持醫院秩序與患者利益。但是，醫院處理醫療糾紛，醫生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難以取得患者的信任。

在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當前醫療行業的大背景。藥價虛高、醫生開大處方、見死不救……在醫德滑坡的現實語境下，患者普遍對醫院缺乏信心，醫療糾紛不斷。而且，醫療事故鑒定往往由同一個圈子的醫生完成，“兄弟給兄弟做鑒定”，其可信度難以讓人信服。比如，2003年至2005年，廣州地區的醫療事故鑒定共354宗，僅39宗被鑒定為醫療事故。由于醫療事實相關證據掌握在醫生手中，醫療鑒定的結果大多數不利于患方，影響了患者對醫療鑒定的信任。鑒定結果的權威性存疑，讓一些患者走上請“醫鬧”維權之路。

因此，衛生部門表態“嚴懲不貸”固然可以威懾醫鬧，但是也容易加劇醫患矛盾，增加患者的不信任感。換個角度看，如果醫生多些職業道德與救死扶傷精神，患者的利益得到維護，醫療事故鑒定做到公平公正，過激維權的患者也會大量減少。

在我看來，在醫患矛盾白熱化的當下，相關部門迫切需要做的是滅火，而不是火上澆油。處理醫療糾紛，除了打擊醫鬧以外，還要給患者提供表達訴求的便捷平臺，在醫院與患者之間找到一種公允的平衡力量，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只有在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下，醫患關系才能公平博奕。

建立醫療糾紛第三方協調機制，既給那些不信任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嫌司法途徑麻煩費事、花費大的患者一方，提供了制度出口與表達平臺。獨立于醫療機構之外的第三方醫療糾紛協調機制，在醫患之間建立了緩沖地帶，避免了醫患矛盾激化升級，在公正性方面，更易得到社會認同。而且，通過非訴訟爭議解決方式，為調處醫療糾紛提供公益性服務，能使醫患矛盾解決方式趨向柔和。作為專門的公益運作機構，也有利于降低患者維權成本，提高醫療糾紛處理效率。無論對處于弱勢的患者，還是對疲于應付醫鬧的醫院，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比重拳打擊醫鬧與醫生停工抗議的效果都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