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沒有“跳橋秀” 城中缺句“我在聽”

8月19日上午，有網友爆料稱有一男子爬上溪南大橋橋頂，似乎想要尋短見。記者聞訊立即前往事發現場調查。（8月19日，東南網）

以往，遇到這類事件，個別媒體會習慣性地在標題處用上“跳橋秀”。而被成功施救的“跳橋者”的結局，總是警方將其救下，即刻為其戴上手銬，稱其“擾亂公共秩序”，并處以若干天的拘留。

慶幸的是，這一場景本次沒有出現。若非諸路皆不通、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誰會爬樓爬橋跳著秀？然而，社會大眾包括媒體在內，若沒有這份起碼的人性關懷，一切都試圖以剛性的力道齊刷刷地“整”下去，故事就真沒法接著講了。

到目前為止，這位男子是否患有重病，是否身負工錢糾紛，這些問題尚不明朗，不好就個案置評。但據筆者觀察，以及先前在部分民工中的調查體驗看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弱勢人群，尤其是外來務工人群中，潛滋暗長著某種不健康的情緒，過剩的虛榮與清高、自卑與自尊并存。這些情緒，潛移默化地“成就”了“非此不可”的極端表達。

然而，除了個性特征的心理素質之外，周邊物態對他們的影響似乎更不容忽視。城市中，底層人群生活困頓，這不僅表現在收入水平上，更體現在城市空間對他們的接納程度上。自然形成又似乎根深蒂固的與城里人的距離感，一些企業單位潛滋暗長互為表里的某些“欺負”外來者的“潛規則”，加上可能從設計之初，就更為城市人口與高端人群打造的權利“聲張”的路徑，只會將更多的不公和屈辱積存、發酵、凝結在這些“邊緣人群”的身上。

試問此時，如何期待他們對于公正公平的信任，與對公權力機關的信賴能從冰點游離？于是，這最終釀成了他們只能上高樓、爬高橋以呼喚被重視、被關愛，并由此導致不可逆的心理重創和生活悲劇。

城市，是家園，是所有城中人，包括干著粗重工作而勞動保障匱乏的外來工，以及那些在救助站、在天橋下、在廢樓里固守的人們，愜意的棲居地。若沒有一套為之兜底的公共治理安排，那種有“冤”無處訴、“前途無望”的自我認知，仍會在弱勢人群心里駐留。當人們不得不試圖以棄置生命為代價來表達訴求，這座城市的溫度，也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