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腐”不能止于“運動式”治理

北京市紀委日前出臺《關于開展“嚴肅查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不正之風和違法違紀行為”專項行動工作方案》，重點查處鄉鎮副科級以上黨員干部及農村“兩委”班子中的黨員干部“小官巨腐”現象。此次專項行動自7月中旬至今年年底在全市13個涉農區縣全面開展。（人民日報8月4日）

毫無疑問，通過制定專項行動方案，集中時間、集中人力、物力等，短時間內能夠起到立竿見影和有效的震懾作用，對打擊和治理“小官巨腐”，能有一個有效推進和促進。但就近些年來各地基層不斷爆出的“小官巨腐”案例看，僅依靠“運動式”的糾治方法，并不足以遏止此類現象的發生。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的土地仍是城鄉二元結構，包括城市里的農村在內的農村集體土地都不能直接進入市場，集體土地只有通過統一征收變為國有土地后才能進入市場。問題就在于，在征地過程中，因為缺少一個包含農民參與議價權利等在內的土地征用統一制度設計，土地賣不賣、賣多少、買什么價等，某種程度上都是基層等少數鄉村官員說了算，這客觀上就為那些心術不正的村干部留下了權力尋租的空間，為他們貪腐甚至“巨腐”提供了可能和條件。

與此同時，基層鄉鎮的許多工作都需要通過村干部來完成。比如征地、拆遷是當前許多基層黨委政府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鄉鎮是無法離開村干部的：鄉鎮干部需要政績，村干部需要利益，相互間很容易達成一種默契。而且鄉鎮為了短時間內出政績，常常給予本沒有多少權力的村干部很多權力，為讓他們能完成征地拆遷等任務，不但對村干部施予小恩小惠，而且對他們截留征地、拆遷補償款以及虛報冒領土地補償款等各種違紀違規行為有時候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此，一種“政績—利益”式的土地“小官巨腐”便有了堅實基礎。換句話說，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等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是鄉村官基層官員在土地方面“小官巨腐”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土地是“小官巨腐”的重災區。此其一。

其二，重視不夠，監督不力，把一些基層“小”官的“蠅貪”養成“巨貪”。無可否認，基層官員尤其是村官，包括上級監督部門在內，都認為是芝麻小官，沒有多少權力、資源和條件，一般情況下不會有腐敗問題，即便有，也是湯湯水水、吃吃喝喝的小問題。因此，不管是從思想上、組織的人力物力等監督上，還是監管的事項、頻率和空間上，都不夠有力、及時、全面、連續和長期，致使一些基層官員從一開始的小貪沒有被及時發現和制止，從而膽子越來越大，釀成日后的大貪乃至巨貪。就此意義上說，監督不力是“小官巨腐”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其三，監督制度執行不力是禍根。在基層的監督上，本來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和杜絕腐敗的基本制度屏障，比如村賬鄉管、鄉村財務政務公開等。但通過這么多年的實踐看，許多地方執行的并不怎樣，尤其是一些問題頻出、“小官大貪”、“小官巨貪”的地方，這些制度更是形同虛設。財務制度不明、必要的政務事項不公開，埋下了“小官巨貪”的禍根。

當然，“小官巨貪”還有很多現實復雜因素，比如村官法制意識淡薄等等，并不是一個“運動式”整治就能解決的。

因此，糾治“小官巨貪”，進行集中治理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要想從根本上遏止這一現象，卻還有更多的另外基礎工作要做。比如，一要針對腐敗問題多發的土地征用等問題，出臺統一有效的監督制度，如土地征收的“頂層設計”，離析鄉鎮與村干部之間的“政績-利益共同體”，扎緊制度“籠子”，擠壓“小官巨腐”的灰色空間和可能；二要監管部門尤其是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從思想上改變和重視對鄉村“小”官的監督，并在日常工作中進行經常性、長期性、全面性的無縫監督；三要針對發揮基層民眾監督作用、遏止“小官巨貪”的基本制度，要嚴格落實，讓陽光和民主真正發揮有效監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