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善行做“世界首善”的質當

關于標哥自我標榜“高調行善以吸引更多人投身慈善事業”的行為邏輯，自08年以來一直飽受輿論爭議。而繼“假證”風波之后標哥又放出“拿下諾貝爾和平獎”的豪言，言不可謂不鑿鑿、心不可謂不切切，卻多少讓人覺得有點“行善就應該得獎”的強詞奪理與“匪氣”。

“我的人生目標就是獲得‘世界首善’（稱號）和諾貝爾和平獎。”“假證”風波尚未平息，陳光標再出豪言，稱自己要在“4年內拿下諾貝爾和平獎”。（7月15日 澎湃新聞）

過分篤定的語氣必不可少地會引起受眾的反彈，標哥意氣風發視諾獎為囊中之物的時候，人們不禁就要反激一句“憑什么？”且不說諾獎對于提名者有著怎樣精確的審核程序，就算獲得提名更須視提名者的國際影響力大小而判定歸屬。如今標哥憑借個人捐獻的4億美元，以及“自稱”5000億美元的“慈善影響力”要問鼎“世界首善”乃至“諾貝爾和平獎”，言之鑿鑿卻略顯好大喜功。

退一步講，就算陳氏之影響力真的能準確定位在“遠在蓋茨10倍的5000億美元”，是不是就必須將“世界首善”授予其人呢？聯合國是否有心設立“世界首善”這一獎項暫且不談，就算有此獎項，若不授予這“5000億”是不是就說明其授獎機構不分高低、不能公允呢？

“有心為善，雖善不賞。”“不賞”是要避免因行善者自我標榜的失敗，而帶來對社會公德心的損害。像陳先生這種自己給自己高調頒獎的行為，消極結果幾乎已遙遙在望，而這不僅不能推動慈善事業的進步，更會因其結果的消極而傷害社會慈善的信心。

筆者所慮，這種“我愛你，你就要愛我”的土匪邏輯，并非“首善陳光標”斯人、斯事中的特例。“水木坑爹女”曬父親清廉而被人肉、安徽官員拿廢棄日歷紙當講稿遭網噴，推其根由莫不是：為官清廉就應該受到褒揚、勤儉節約就應該寫到臉上而令天下皆知。

當道德感召下的自發行為變成了可以兌現的功利追求，原本由道德心驅動、經社會傳遞而獲得價值的社會良性循環，就會墮落為“不逐利即爭名”的膚淺因子。它只會對社會功利心的滋生推波助瀾，卻無益于“善”理念的發芽與成長。

與其說這種程度上的“高調行善”是吸引他人投身慈善，卻毋寧說是以社會公德心為質當，對社會評價體系的一次“勒索”。其行雖不可謂“惡”，卻與“善”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