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是幾等公民？

觀察者網7月14日文章 原題：岑少宇：澳大利亞是幾等公民？

澳大利亞總理上“觀察者網”頭條的幾率，比起汪峰，還是高那么一點點的，但也高得有限。可前幾天，阿博特（Abbott）毫不費力地動動嘴皮子，就做到了。

阿博特說：“澳大利亞人對日本人戰爭中的技能與使命必達的榮譽感相當欽佩……應該從日本現在的而非70多年前的行為出發，來衡量這個國家。二戰后日本一直是國際公民典范，考慮到它是國際一等公民，我歡迎日本全面參與國際大家庭……”

想象中平和的澳大利亞

并非快遞員出身的阿博特，為何如此贊賞日本人“使命必達的榮譽感”？明知二戰老兵、受害者、遺屬會反彈，反對派必定借機發難，為何還會“自然而然”地惹事？

就筆者在澳大利亞學習、生活的見聞來看，答案也許在澳大利亞的尚武傳統。

說到澳大利亞，很多人會將其與安寧、和平、與世無爭聯系起來。躺在黃金海岸的沙灘上看美女時，勉強還能抱此幻想（別問我為何限定在沙灘上，我會告訴你某臺妹姐姐入籍后，成了澳國公務員，被白人同事驅使累成狗的事么？）；但追溯一下歷史，你就會被嚇醒了。

眾所周知，最早到澳大利亞的白人，主要是流放的囚犯。當然，這些人不都是惡棍，有不少蒙冤的，要拿“囚犯后代”說事有失公允，何況后面還有很多完全與罪案無涉的移民。可是，英國殖民當局有的是“把人變成鬼”的辦法。

“妙計”如下：流放犯即使服刑期滿，也最好別回英國搶飯碗，何況路途艱險，于是，1791年當局就把殖民點附近的土地“分配”給刑滿釋放的犯人，由此釀成土著人與殖民者之間“你死我活”的長期沖突，導致土著大量傷亡、流離失所。這可謂是尚武民風的最初源頭。

老黃歷先翻到這兒，再看近現代。一個多世紀來，許多轟轟烈烈的戰場上都有澳洲人的身影。從一戰、二戰、朝鮮、越南直打到現在的阿富汗、伊拉克，有正義的、糊涂的、反動的，有肉搏戰、塹壕戰、高科技戰爭，其武裝力量可謂久經戰陣，參戰次數名列前茅，更妙的是幾乎都不在家門口。

甚至“國家”“民族”都是靠海外戰爭打出來的。一戰期間，后來大名鼎鼎的澳新軍團（ANZAC，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于1915年4月25日，在一場糊涂戰爭的一處莫名戰場——土耳其加利波利打響第一槍。仗打得多慘我都不好意思說，反正策劃人之一的丘吉爾事后退出了英國內閣。

關鍵在于，當時澳大利亞建國雖已有些年頭，但澳人自己公認，這仗打完才算真正有了民族凝聚力。一個被很多人認為“和平”的民族，居然要靠海外戰爭凝聚。

4月25日后被定為“澳新軍團日”（也可音譯為安扎克日），是最重要的節慶之一。據說最初也只是為了紀念那些普通士兵，反思戰爭的陰暗面，勸導人們熱愛和平；但后來澳軍參加的戰爭越來越多，紀念范圍迅速膨脹。

節日的性質當然隨之變化，和平主義早就讓位給了尚武精神。要不然，敵對國的拒服兵役者和反戰人士為什么不能參加典禮呢？澳大利亞國內雖然也有反戰和質疑澳新軍團日現狀的聲音，但為什么不是主流呢？即使證明出兵伊拉克理由不充分，即使從伊拉克撤軍了，很多媒體、政客仍舊在說“偉光正”，尤其要在澳新軍團日說士兵的犧牲有意義。

澳大利亞當然比日本高那么一點點，好像沒有什么戰犯，于是所有的老兵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受人景仰了。殊不知戰爭性質蛻變，被紀念的人更是魚龍混雜。在朝鮮的群山中，在越南的叢林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掃蕩”中，澳軍官兵可都是執行《日內瓦公約》的模范？澳大利亞參加的不義戰爭越多，壞蛋好人就越難分清，紀念日的性質是否會向日本的“神廁”漸漸靠攏？但愿我多慮了。

尚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也有所體現，澳大利亞人酷愛沒有防護的英式橄欖球（rugby）。而阿博特本人曾在牛津大學參加拳擊隊。

循著尚武的民族慣性，阿博特也許認為，“客觀”夸贊日本的戰爭行為無傷大雅，能夠借此在中日之間左右騰挪。然而，澳大利亞的二戰見證者大有人在，再怎么尚武，日本軍國主義的惡行也不會被忘卻。央視就播出了澳大利亞慰安婦的訪談，中國人民對其痛苦無疑感同身受。這位大媽還等著“一等公民”道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