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除了以利潤為目的之外，還應該兼顧社會責任，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但以往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也僅僅局限于道德領域來討論，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企業兼顧社會責任，就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既然是道德問題，那么，社會責任對企業來說應該是一個“軟約束”。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講社會責任，但完全是企業領導人自愿的事。換言之，如果企業不講社會責任，也并沒有什么過錯。

但這種說法最近在西方企業界受到了挑戰。在美國，托馬斯·唐納森和托馬斯·鄧菲是企業倫理學權威，兩人均任教于著名的沃頓商學院。前者擔任過美國企業倫理學學會會長，后者則擔任過沃頓學院法律研究系的主任。而且兩人都曾經為許多跨國公司講課并任商業顧問，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摩托羅拉公司、殼牌國際公司等等。就是這樣兩個人，首次提出，企業必須將其社會責任作為“硬約束”，必須將遵守社會倫理道德與遵守律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企業社會責任，絕不僅僅是道德問題。

事情還要從兩位企業倫理學家幫助殼牌國際公司進行一次成功的危機公關說起。

1990年代初期開始，殼牌國際一直在非洲尼日利亞三角洲推行一項天然氣開采計劃。一些尼日利亞人認為，計劃將對他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產生致命破壞，就組織起來進行抗議。尼日利亞政府為配合殼牌國際此計劃，不顧當地百姓抗議，仍然組織強行拆遷與開發，于是，抗議演變成暴力事件。在暴力沖突事件中，有幾位土著男子死亡。

此事被《經濟學人》雜志披露后，學界及媒體并沒有花很大力量去譴責尼日利亞政府，而是將批評的矛頭集中到了殼牌國際。作為初步反應，殼牌國際選擇了自我辯護。老總赫克斯特洛出來澄清說，與對環境的很輕的危害程度相比，殼牌國際的項目給尼日利亞人帶來的收入的增加要大得多；且殼牌僅僅是一家私營企業，從來不干預政治，殼牌國際并沒有直接介入尼日利亞政府與當地土著人之間的沖突，與幾位男子的死也沒有直接的關系。

但社會輿論對殼牌國際的自我辯解不僅不接受，反而持更加激烈的批評。歐洲幾百萬消費者聲稱將抵制使用殼牌國際提供的天然氣，美國幾個大城市則警告將抵制所有殼牌國際產品。輿論與社會反響已經直接影響到了其業務開展與利潤維持。

兩位企業倫理學家臨危受命，擔負起殼牌國際“危機公關”的重任。他們采取的行動是在14個國家召開圓桌會議，召集了159位殼牌執行官和145位社會人士。會上充分聽取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各種意見。最后，殼牌國際通過一個“協議”。協議規定：今后殼牌國際將明確承諾對與企業行為相關的健康、安全和環境負責，并將要求所有與殼牌國際進行交易的企業都遵守這一承諾。協議還特別規定了履行該協議及違反該協議所面對的獎或懲，也就是說，該協議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該事件以1997年《經濟學人》發表《殼牌人說抱歉》而告一段落，殼牌國際也很快恢復了其老牌最受尊敬的歐洲企業的地位。

這里有個有趣的現象。以往，企業間所訂立的協議，從來是關于商業交易的。這種商業契約在法律上具有強制執行的特點。但殼牌國際在這次危機公關中，產生了一種在殼牌國際關聯企業之間的一種新的協議：它是非商業交易性質的，而是關于殼牌國際及其關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但與商業契約相同的一點是，這種關于企業倫理的契約竟然也有“硬約束”：因為它規定了獎懲規則。這與我們此前關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單純的道德問題”的理念也相沖突：因為如果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單純的道德問題，就不應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而應該靠企業的自覺。

對此，兩位企業倫理與企業策劃大師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概念加以解釋。他們認為，以往，我們只承認商業契約。但實際上，一個社會中的道德、觀念及習俗，它是在更大范圍內規定了人類社會賴以運作的秩序，構成了“社會契約”。正因為它也是契約，所以盡管它不是成文法，卻也應該與法律一樣得到尊重，并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正式的法律來保護。說得更白一些，企業遵守一個社會歷經千年傳承下來的倫理、道德、習俗，實質上與遵守商業契約一樣，是在遵守社會契約。

應該看到，在我國，講社會責任的企業越來越多。但整體上看，在許多經濟學家或企業家眼中，企業就是利潤的機器，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個“偽命題”；更少有經濟學家或企業家，能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提到“契約意識”的高度來認識。這種狀況到了要改變的時候了。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