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尋租源于市場經濟的缺位

記者在北京、河北、江蘇等地采訪了解到，在各地探索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由于財政預算管理上的弊端及監督管理機制不完善，資金管理問題突出，違規、壟斷、暗箱操作、逆向選擇等現象多發，一些公共服務項目回扣高達40％，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恐將成尋租與腐敗的新災區。（7月3日《經濟參考報》）

權力尋租與腐敗更像一對孿生姐妹，在缺乏監管約束力的時候，權力更可能被物化，以變現的籌碼出現在經濟生活中。而此次公共服務購買上的權力尋租成為一種新的腐敗方式，依托冠冕堂皇的社會組織或企業單位，一些政府在貌似合理的購買公共服務中，手攥選擇權脅迫承擔者給予好處。拋開制度監管上的缺失之外，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涉是造成公共服務尋租可能的根源。

是什么導致了公共服務尋租腐敗亂象愈演愈烈？筆者以為，第一，官民對于尋租現象的默契遵守，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監督悖論”。大家都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甚至口誅筆伐，但往往事情到自己身上，卻自覺遵守這樣的“潛規則”、“老規矩”。我們不僅應對官員尋求權力出租的行為做批判、作斗爭，更應該反思尋租對象的群體性失聲。

其次，監管制度的缺失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支出未能納入統一的預算，購買服務的資金項目又極其紛繁復雜，即使公布于眾，也較難看出端倪。怎么把政府的所有財政支出均納入預算科目，同時如何讓專門獨立的審計部門對其評估、認證，這些問題是擺在當前解決亂象的重要課題。

最后，我國當前處于“權力主導型市場經濟”的階段，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個別壟斷行業的存在是阻礙市場經濟充分發揮自身功能的兩大因素。例如，前深圳市許宗衡市長，被人戲稱為錢多、房多、女人多的“許三多”。這和他身兼多個要職，權力高度集中是離不開的。還有山西省朔州數億元煤礦萬元賤賣，對資源的獨享性是“決策者”能把這樣的“金山”送人的重要原因。

切斷權力尋租的渠道，既是給人民憤恨腐敗的一個交代，更是打擊貪官污吏囂張氣焰的必要之舉。一來，我們必須正視孟德斯鳩的箴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如何防止濫用權力，怎么做到權力約束權力，有必要成立類似于新加坡的“反貪污調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這樣強有力的監督機構，獨立的機構是監管成敗的關鍵。

二來，努力做到“市場的還給市場，民眾的還給民眾，社會的還給社會”。現在我們的政府更多扮演了“裁判員”和“運動員”的雙重角色，給權錢交易帶來極大便利，甚至存在政府官員直接將公共服務項目承包給自己家族的案例。把資源配置權一步步從官員手中剝離出來還給市場，這才能更從根源上消除了尋租土壤。

當然了，效仿香港的“高薪養廉”，適當提高官員待遇，滿足其正當需求，從物質方面和精神要求上，雙管齊下，這樣能降低腐敗對于官員的吸引力，腐敗動機的下降必然也能減少尋租事件的發生。

正如吳敬璉所言，權力尋租是政府過分干預市場的結果。真正將索要回扣的手斬斷，關鍵還是在于公共服務領域中市場的強勢回歸。用公開透明的競爭機制關上權錢交易的大門，真正讓市場調節公共服務，不僅杜絕了政府閑不住的手，還能保證公共服務項目的高效運行。陽光下的監督和市場自發調節定能聯袂為政府購買服務保駕護航，使幕后權力不再成為公務消費的杠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