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州紀行：兼說現代化及亞洲沖突

每次出門都會帶一本書，抽空看的，否則總覺得空虛無著。最近在寫著有關“現代化”的東西，因為其中必然涉及到宗教的問題，因此目前正在補著對宗教的認識，讀著《圣經》，因其太厚，固然是不能帶的，于是想帶本薄的，而且是平時想讀卻沒多少機會來讀的。想來想去，帶了本魯迅翻譯的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這是本文藝創作理論書，其實算不上理論，而是一種思想，該書認為，“生命力受到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之所以選這本書，是因為這一論斷與我有極大的共鳴，90年代上初中時讀我唯一的讀物魯迅雜文集，從中知道了此書，因其書名而印象深刻，后來大概2008年才讀到這書原著。一讀，于我心有戚戚焉。

對我來講，大概去任何地方游覽或旅行，都是“心之旅”，而非“目之旅”，通過對一個地方的游覽，希望能了解這個地方，進而能更加了解這個世界，對自己的心有所啟悟，是我最終想要的。這次濟州之行亦然。

在濟州之行臨行前，因為諸事雜亂，搞得心也靜不下來，并未預先用心做功課，因此，對濟州島的認識并不多，只知道它是一個旅游勝地，風景一定非常佳美。甚至一直以為它大概是個以自然景色為主的近乎“荒蕪”的島吧，直到飛機緩緩進入濟州島上空，從窗口看到下面是繁華的街市，才猛然認識到，這里已經如此發達了。這種巨大的差距，不禁有些讓我失望。

但很快，這種失望就拋諸腦后了，我發現，這里雖已是現代城市，但并無多少現代都市令人厭倦的“煙火氣”，依然保留著幾分來自大自然的清新氣息——當然，這也可能是我這位陌生來客的一廂情愿吧。

入住的酒店是Haevichi，據說韓國酒店不分星，而是按照“花”來評級，這個酒店是五花的，經常聽他們介紹時說是“超五星”。我想，看到它的干凈、豪華的設計、設施，人員的高素質等等，大概這種說法并不錯。據說還經常會有各國領導人及明星下榻此處。

我們的房間在7樓，1715，正好位于最靠近海邊的地方，站在陽臺上，可以遙望大海、鳥瞰酒店外景，還能看到海邊的兩個白塔，聽他們說韓劇經常來此取景，這兩個白塔是韓國影視中常用的背景，聽他們這樣說著，看韓劇不多的我，也感到這兩個白塔有些眼熟了。

來到這個地方，“韓劇”這個詞是經常聽他們提到的，而且提到時總會有幾分喜愛之感，可見韓國的影視文化對中國普通人的影響已經是多么的大與深。這樣一個小小的國家，歷史遠不如中國，文化上更是派生于中國，人均經濟水平卻早已遠超中國，軟實力與中國相比同樣處于強勢，雖然很多中國人談起韓國時似有一種“優越感”，但諸多方面的不如，還是值得人們深思。

我問一位在當地留學的中國學生，她告訴我，韓國人認識中國的明星，多是港臺的，很少認識中國大陸的明星，大概只認識范冰冰等少數幾位，而且，對中國導演也認識不多，認為賈樟柯是中國最牛的。相比起來，大批“哈韓”的中國人，對韓國明星大概會如數家珍吧。

影視劇是一種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往往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甚至，人們了解一個國家，乃至一種文化，大概已經不得不首先通過其大眾文化了。正如很多人沒來過韓國，但想起韓國時，大概首先就是韓劇中它們的樣子。而且，影視劇雖然是一種大眾文化，是區別于精英文化的，但我一直認為，影視劇必然是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文化的孕育下產生的，如果它的文化本身不發達，就不可能做出好的影視劇（因此，我更愿將“影視”歸為“文學”一類中）。文化不發達，其大眾文化也很難發達。這一點，我們中國的現狀大概就很易說明。

熱情的濟州人

對韓國人的印象，因為接觸不多，一直比較模糊。有次在北京參加一個會，遇到一位常年在京的韓國某報女記者，雖稱不上很漂亮，但妝容精致，衣著講究，談吐不凡，且會說中文，性格頗開朗。在談起韓國人如何分別看待中美時，她說，韓國人對于中美這兩個國家，“當然是一邊倒倒向美國”，因為美韓是盟國，而中韓間則發生過戰爭。我不知道她這句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估計肯定是代表了她個人的真實看法。對于這位外表時尚的年輕女孩，竟能從她身上覺出較明顯的冷戰味道，很令人意外。——這大概也是媒體職業所加給她的影響吧。

但來到濟州，發現這里的韓國人給人的印象頗為不同。在這里看到，幾乎每一位韓國女性，不管年齡的大小，相貌如何，都帶著精致的妝容，儀態優雅從容，對陌生客人講話時，必然微笑、點頭，有時，因彼此語言不通，而對方又不怎么聽懂英文時，她們就會表現出焦急的樣子，關心地看著你，那眼神仿佛說：“你如果懂韓語多好，我就能聽懂你說話了。”或者是“我如果懂英文或中文多好，就能聽懂你說話了”。這樣“僵持”數秒鐘，她們就會想各種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或是找懂英文的同事，或是找懂中文的同事。總之，問題必然會在友善和諧的氣氛中得到解決。這非常使人愉悅。

這里的韓國男人，依我之見，大概可以說在相貌上優于女人。因為男人大概是不化妝的，但卻普遍長相端正，舉止彬彬有禮，與陌生人對視時，總是點頭微笑致意。你若有什么問題去問，他們就會耐心解答，問路時，他們會動身指給你。

剛去時的晚上，參加完了活動外出，同行的媒體朋友們已經去了一個附近的酒吧，我因事后來單獨去。但對于這地方絲毫不熟悉的我，若離了酒店，簡直就像進了迷宮。幸好他們有的給我發微信，告訴我酒吧的名字、地圖位置，還拍了照片給我。我便問了酒店的工作人員，朝那個方向走去。

來到路口，看看周圍的建筑，都沒有照片中所顯示的那家，不知該往哪兒走。這時，看到路邊小超市門口坐著四位年輕人在喝啤酒聊天。年輕人的素質會如何？我心里有些沒底。但沒有別人，也只好去問他們。

我用英文跟他們打招呼，誰知，其中一個用中文問我。原來，他曾在東北政法大學留過學，學過中文。他非常熱心，知道我的問題后，問他的朋友們，他的朋友們便看我的手機，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機來查看地圖，有的起身到處望，甚至走到下邊路邊上，有的皺著眉頭想，一邊想一邊說話，于是，四個韓國年輕人就因此忙了起來。一會兒，有個年輕人恍然大悟的樣子，告訴那位說中文的，應該怎么走怎么走，又由那位說中文的朋友告訴我，于是，問題就解決了。他們還請我吃他們的小吃。我感謝他們，給了那位說中文的朋友一張名片，便告別他們，去找那家酒吧了。他們的熱心程度超出了我的預料。

濟州的治理文明與現代化

這里的夜非常靜，因臨近大海，更能聽到海浪“嘩嘩”的聲音，還能經常聽到清脆悅耳的鳥鳴聲，偶爾能看到一兩輛汽車亮著燈，從酒店旁的柏油路上悄悄駛過，但這一切都沒有打破安靜，而是因為這些偶爾的聲響，反使這里更顯得靜了。

在微信上看到朋友們說的話，北京大概這幾天是極熱的，但在濟州島卻非常涼爽，晚上站在陽臺上，是需要多披一件衣服的，不然就會覺得陣陣涼意襲人。

在這樣幽靜的海畔，我與同行的媒體朋友暢談了許多。我們聊到了“現代化”的問題。這是我目前正在寫著的一個東西。“寫”這樣的東西，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因它也是源于作者的心。我從不認為我在搞什么學術，而是在寫我的思想與心語罷了。正如《苦悶的象征》中所言，“在里面燒著的生命的力成為個性而發揮出來的時候，就是人們為內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現自己的個性的時候，其間就有著真的創造創作的生活。”廚川白村認為，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之屬”，就在于人的生命力所帶來的創造力，而這又是創作的源動力。這對于我來講，恰恰是如此的。

我認為，現代化是什么呢？從根本上來說，它必然是人性的完善過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只不過是人性走出“傳統狀態”而向“現代狀態”轉變的一個過程，當然，這其中并無明確的分界，而且，脫離傳統的現代也是不存在的。基于這樣的考慮，即使是西方國家，雖然被學界普遍認為早已完成“現代化”，甚至已進入“后現代”，但我認為，它們恐怕也仍未完全完成現代化，同樣處于“初級現代化”階段吧。因為真正的現代化將會促使人性的完善，并進而使得社會各方面的完善。它必然是融合的、和諧的、高度文明的。融合與發展，這應是一個大的、必然的趨勢。任何沖突，大概都是這一大趨勢下的浪花，是這種大趨勢尚有無數缺陷的種種反應。但這些缺陷必然會逐漸完善、克服。

這些動力來自哪里？我認為與廚川白村所說的很相近。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中，有天然的希望完善的東西，那就是人作為人的欲望，廚川白村稱之為“生命力”。正是這些欲望，在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但同時，人又有自己作為人的理性，正是這些理性，在給自己的欲望“踩剎車”，使人能克制自己，時時處處修正自己的路——這是我的想法。

就像這濟州島，它本是一個火山島，但古人發現了它，便占有了它，開發了它，并創造了古代的“耽羅王國”，后來，到12世紀，高麗將其改制為郡縣。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這里的人們通過自身的生命力而將其改造成文明的模樣。進入現代社會后，人們又按照現代的要求而對其進行改造，終于得到充分開發。

但同時，人們又在警惕不將它破壞掉。我們采訪當地JDC公司主席金漢昱先生，他就說，他希望引進的外來投資，是投資于旅游產業，而非工業。在這方面，他們會進行一些嚴格限制。因為他們不想因為發展而破壞掉本來美好的東西。這其實就是一種平衡發展，一種“欲望”與“理性”恰當結合的表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這里的治理文明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它既滿足了人們“生命力”的生長，又避免了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這樣的文明結果，使這里的人個個都很從容。

“濟州論壇”與亞洲沖突

今年的濟州論壇是第九屆，有很多分會場，我們受察哈爾學會與韓中地域經濟協會的邀請，參加的是“跨國公司與公共外交”的分論壇。

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先生是個很有頭腦、很有思想的人。湖北人、雙魚座，性格豪爽、直率，喜歡笑，而且有時笑得頗夸張，使人不覺得他是合作伙伴或一位師長，而是一個玩伴，比你還要調皮的玩伴。據說他剛去那晚跟人喝酒喝醉了，第二天眼睛微紅，跟大家說，他“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說時還開心地笑著。

柯先生以研究經濟與企業行為、尤以跨國公司著稱，但他說，自己其實對內政也關注頗多，80年代曾在某報上刊登過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我們那時的人，都有一種使命感，那時不叫‘俱樂部’，大家圍在一起，談論各種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談，大家都很謙虛，沒有車馬費，談得都很起勁。”柯先生這樣回憶那時的歲月。

“其實我們80后這一代人中，好多人也都有著這樣的使命感。”我說。

柯先生就點點頭。他甚至給我講了些許對當前主要問題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解決途徑。但對于問題的解決是悲觀還是樂觀？他說他比我樂觀，但我看不出他到底有多樂觀。

他強調，無論如何，我們要做好自己該干的事兒。他認為，公共外交就是當前“該干的事兒”之一。這也是他目前在著力去做的事。

對于外交，我實則是外行，因為我身邊有著一幫學“外交”、“國關”專業出身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一批干了一輩子外交的資深外交官，在這方面，他們比我更有發言權。但我認為我能理解，并懂得柯先生對于“公共外交”的熱衷。其實，這不僅是他的熱衷，而且國家在重視，公眾在重視，這其實可以說是當前越來越凸顯的一個“大勢”，尤其是對于“社會”本就不發達的中國來講，這說明，中國社會開始形成自己的能量。社會上有這樣一批人，“使命感”使他們在做許多事情。

這次濟州論壇的主題是亞洲的“和平與繁榮”。其實，任何一個論壇或峰會，都會有一個“正能量”的主題，這顯示出大家對世界好的一面的期待。雖然實際上有種種沖突與誤解，但還是希望能通過這樣的對話，來起到正面的作用。這種“正能量”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整體理性，大體上劃出了人類社會各種活動的外圍圈，違反這樣的理性、突破這樣的外圍圈的一切思想與行為，不管實際如何，已經是不為人類道德共識所認可的了。這就是人類整體理性的進步。

對于當前的亞洲來講，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好像也是必然會存在的，因為這里的普遍文明并未發展到可以避免或減少沖突的程度，何況，這里有著太多沖突的誘因。這里曾發生過多么慘痛悲劇，傷痛至今難以撫平——更何況，曾經的為害者，至今并未做出應有的真正渴望和平的表態與行為。這對于亞洲來講，是極為不幸的。

對于沖突的解決，我認為，亞洲是該向歐洲好好學學的。這是西方依然在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之一。其實這已經是個老問題了，無數的媒體與專家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很多人認為“無可比性”。但我認為，這并非不可能，而且，歐洲必會給亞洲以極大的參考意義。但要學人家的沖突治理機制的經驗，就必然要學他們何以會形成這樣的機制。只有學會了他們的“漁”，才能真正捕到“魚”。而這背后，大概又會落到“文化”本身的問題上，因為文化說到底是人性的外射。我們學習他們如何治理沖突，其實就是學他們如何管理好自身的欲望與理性之間的平衡，如何達到這樣的文明高度。這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當然，這并不是中國一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亞洲的問題。在會上，李肇星也多次談到，“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應該是包含這層意思的。亞洲的繁榮與和平，首先是亞洲人自己的責任，自己先要“爭氣”，外人才好幫你。也只有自己爭氣，才能避免外人的干涉。

當然，具體到亞洲的各國，情況又是復雜的。因此，才需要搞這樣的論壇，促進多方的對話。但僅僅這樣還遠遠不夠，在亞洲面前的路是漫長而曲折的，但所幸的是，我們能看到很多人們在路上向前艱難地行走著，盡管很艱難，盡管會遇到些許倒行的迷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