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更好的言說

盡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親臨現場，但他們依然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以前看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國外有一項研究發現，那些不怎么關注新聞的人，通常比經常看新聞的人更有幸福感。想想還真有幾分道理——身邊那些不得不與新聞打交道的朋友，網上網下都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恨不得每說一句話都以“這個社會還會好嗎”結尾；而那些不讀報也不看新聞網站的朋友，平時用韓劇美劇或網游打發時間，有空的時候吃吃飯、旅旅游，明顯要過得輕松自在一些。

因為“無知”，所以幸福，在絕大多數時候確實近乎真理。不過，一個非常靠譜的建議是，哪怕平時再不關心時事的人，每年兩會期間最好也關注一下新聞。套用一句耳熟能詳的話，“你不關心政治，政治關心著你”——每年全國兩會釋放的信息，與每個中國人的生活都密切相關，它們是決定中國未來方向的源代碼。

這樣的比喻并不夸張。換屆之年的人事任免姑且不論，單說全國兩會審議通過的預算報告以及政府工作報告，其角色就近似于整個國家的火車軌道。財政預算的蛋糕如何分配，給哪些領域、哪些行業、哪些群體多分一點，直接影響全社會的資源流動；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那些提綱挈領的表述，盡管讓很多人覺得太嚴肅古板，但可能其中一句話就能改變幾億人的命運，因為它們是各種政令的藍本。

舉兩個比較有貼近性的例子。一個是房價問題——全國兩會多年來一直是觀察房價走勢的風向標，經過兩會“定調”，開發商、購房者、賣房者才能對房價漲跌有明確的預期；另一個是霧霾問題——近兩年幾乎全國各地民眾都曾領教過PM2.5的威力，但這種糟糕的局面并非突然出現的，霧霾的病根多年前就已埋下，未來能看到多少藍天白云，其實也能從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出端倪。

大到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產業轉型升級，小到寬帶鄉村工程、小型水利建設和治理餐桌污染，所有關系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基本都能在十天左右的會期里找到答案。如果套用學者漢娜·阿倫特關于公共生活的譬喻，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無疑可視為一張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生活“圓桌”。代表委員們坐在這張桌子周圍，一起探討“中國往何處去”的重要命題，共同提升公共生活的質量。

全國兩會這張圓桌，為參政議政搭建了一個公共話語平臺。兩會是匯民情、聽民意、集民智的最便利、最有效空間，它能讓各種聲音在一個制度化的公共話語平臺上“交響”——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界別、不同背景，也代表著不同利益訴求與關切的代表委員們，每個人都是幾十萬人的代言人。在這種代議制民主機制下，盡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親臨現場，但他們依然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的改革，“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但正是收入分配改革、反腐制度建設、房價調控等“硬骨頭”，牽涉更廣大群體的利益訴求。歷年兩會上，有不少議題年復一年地被代表委員提出來，有不少代表委員甚至因為長年關注某一領域而變成了專家。盡管有些代表委員的建言沒有促進問題立馬被解決，但他們就某些核心問題反復發聲，至少讓政府知道了有些問題必須正視。

全國兩會這張圓桌，也為民眾參與公共決策提供了可能。各種法律法規的修訂和各種政策安排，最終都是在全國兩會上拍板。在這個過程中，代表委員行使的是人民賦予的職能，無論是同意還是反對，他們所體現的都是人民的意志。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已經和即將深刻影響公共生活的政令，并非強行介入了公眾的生活；公眾也不是公共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是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種公共參與機制，也為民意和政情的上傳下達提供了有效的通道。全國兩會雖然只有十天左右的時間，但代表委員的履職卻主要在兩會之外。這些“代議士”通過對民意的搜集和掌握，形成對中國社會基本面的判斷，并最終讓民意最大限度地成為決策依據；與此同時，他們在日常履職的過程中，將公共決策的相關信息及時傳導到社會的神經末梢，也能讓政令的推行更順暢、更便于公眾監督。

全國兩會曾和春晚一樣，被很多人當作吐槽的對象。但客觀來說，盡管如今兩會上依然有一些“雷人雷語”，代表委員們參政議政的水平確實有所提升。至少從媒體傳遞的信息看，兩會已比以往務實了很多。無論是會風還是話風，從上到下都有明顯好轉；敢“放炮”、愿意“上頭條”的代表委員，也越來越多。當代表委員們學會了如何開會，學會了基本的議事規則，兩會才更發揮應有的作用。

當然，比對理想和現實，中國目前的問題和矛盾還有不少，代表委員們的一些法定權利尚未完全放開，民主監督在有些時候稍顯疲軟，民眾的訴求也經常遭遇制度栓塞，這些都有賴于通過深化改革來求解。“改革是最大的紅利”，為了更好的公共生活，中國各領域的改革都應更給力，兩會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不能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