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父殺女”亟待反思的是啥？

11日中午，11歲的小晴死在父親的床上。她脖子頸動脈被割斷，父親羅某手中的菜刀，沾滿了鮮血。在親屬看來，這場悲劇緣于那該死的“抑郁”。這名父親，患有抑郁癥10多年。案發前日，他曾帶著妻女投水庫自殺未果。（《海峽導報》1月13日）

父親殺女，如此人倫慘劇，無疑令人扼腕。盡管“抑郁”父親殺女，并不能混同于通常的家庭暴力事件來看待和處置，但是，對于這類慘劇的發生，并不意味著就只能任其發生，卻束手無策。恰恰相反，對于未成年人的監護與保護，向來是全社會的責任，并不能因為孩子的父母有病，孩子便只能接受不可預測的兇險命運。

事實上，對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監護資格，本該有嚴格的授權與監管。在這方面，國外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其實都有著事無巨細的規定，一旦發現監護人身體不適，或是有可能對孩子的權益造成不利，都會被剝奪監護權，這種未雨綢繆的提前干預與保護，甚至往往看似有些過度。相形之下，國內在這方面做的，顯然還遠遠不夠。

而按理來說，一位患有抑郁癥10多年的父親，連自己的行為都不可控，對于未成年孩子來說，無疑是高風險的，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出發，這位父親本不適合再承擔監護人的職責，甚至不應當繼續與未成年人共同生活。類似的風險早已曝出，就在案發前日，這位父親還曾帶著妻女投水庫自殺未果。假如對于這些釋放出的危險信號能夠及早干預，這出人倫慘劇，原本有望得以規避。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抑郁癥父親殺女慘劇，其實更應引發對于未成年人保護與監護人資格的關注。如何將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前置，對于存在風險的監護人及親屬，又該如何提前介入，并尋找替代監護者，或許更亟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