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案件考驗司法平衡感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空姐代購案重審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從一審被判11年到改判3年，案子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是錯案，而在于面對新型案件司法在處理時的搖擺與進退。

我們常說，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中國的現行法律在網絡空間可以無條件適用，但這只是一種原則上的表述，碰到具體案件的時候，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法律原則在具體案件面前往往太過籠統，可以輾轉騰挪的空間太大。這就是我國司法在面對具體的新型案件時總會出現搖擺不定、進退失據的原因。許霆案如此，空姐代購案也是如此。

從道理上說，法官在沒有具體法律規定的時候，完全可以憑借法律原則來判案，但是這種判案的風險很大，對法官個人的要求也很高。網絡代購，我們可以從行為的性質上認定其就是走私，但是從犯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上顯然又不同于現實中的走私活動。個中原因很簡單：法律對走私活動的規定是為現實中的走私量身定做的，簡單套用到網絡上總會顯得有些不合體。所以，公眾對空姐代購一審被判11年，出于一種樸素的公正感認為是判重了。而從二審法院發回重審使用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一萬能理由，也可以看出二審法院在這個問題上的猶疑和謹慎。不排除法院內部在此問題上也缺乏統一的認識和有說服力的理由。

這很正常。面對新型案件有爭議、有猶豫，一審用力過猛，重審再往回收，司法的這種搖擺正是體現了實踐中的探索與嘗試，體現了司法權力的慎用和對公平正義的敬畏。沒有司法在實踐中趟雷區，又怎么會有法律規定的公正？

法律規定是凝固的，而現實生活卻是鮮活的，司法處在這兩者之間。它要保證現實生活這條大河奔騰不息，永遠向前，同時又要保證河水不沖破堤壩，泛濫成災，這就是司法的技巧。

（原文刊于12月18日《法制日報》，有刪節。原題為《網絡代購，司法面對新型案件的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