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形成良性政治還有長路要走

“紅衫軍”和“黃衫軍”又出現在曼谷街頭。25日，圍繞修改憲法第190條和通過特赦法案的政治對立在泰國升級，反對黨組織眾多抗議者闖入多座政府大樓，要求泰國總理英拉下臺，泰國有再次陷入政治動蕩的危險。

泰國重現政治亂象，實乃良有以也。往遠不說，就近而論，自2006年9月前他信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以來，在曼谷街頭，對立政治力量間的激烈碰撞，已不知上演過多少個來回，其間又有多少房物被毀、人員傷亡。泰國總理在最近七年間，也已經如走馬燈般換了一個又一個，目前在任總理、他信的妹妹英拉，從2011年8月起已執政兩年多，算是近年來任職時間較長的。

英拉眼下遭遇的政治危機，直接原因是執政黨尋求改變上議院議員的產生辦法和赦免前總理他信，其根源則是近些年來泰國內部所形成的新興資本階層、農村草根階層和王室-保皇派、軍人集團、行政官僚、曼谷中產階級、地方家族勢力間的利益分殊。利益格局決定了政治格局，由此形成的不絕紛爭，又因泰國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欠缺合理性，在政治文化上不夠成熟，而火上澆油。

從世界范圍的政治發展經驗看，較為良性有序的國家政治形態，一般來說都不可缺少兩個方面：一是全國性政治權力的集中化，二是民主政治程序的理性化。此兩點在泰國都還有明顯不足。

從全國性政治權力來看，泰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分為上議院和下議院，盡管下議院決定內閣組成，但上議院仍擁有否決法案的權力，這使上議院還可對下議院形成實質制約，泰國的最高國家權力被分化。而泰國憲法法院對國會決議的審議權力，則又沖擊了“議會至上”的現代政治準則。泰國這些不同權力機構間權力分立、兼之國王時不時也干預政治過程，表面看來體現了權力制衡的精神，實則背離了國家政治權力必須高度集中于某一機構的現代傳統。比如當代英國的政治權力基本都集中在下議院，上議院和國王皆無否決下議院決議的權力。英國政治的穩定性和政府的效率，很大程度因緣于此。

泰國由于政治制度設計上的缺欠而易出現政治僵局，與之相似的乃是美國。不久前美國曾經發生財政預算危機，政府一段時間停擺，緣由實與當前的泰國政治危機如出一轍，乃是總統、參眾兩院間的權力交叉，導致三者之間互不買賬。這種制度設計其實是英國16世紀都鐸時代的翻版，蓋因其問題多多而在后來被歐洲大陸普遍拋棄。泰國如不能推進政治制度變革、將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于下議院，其政治亂局在未來還會發生。

從政治文化氛圍看，泰國尚未形成高度尊重程序的民主政治環境。民主政治不是動輒上街游行，即便上街游行，其訴求也不能一味是改變政府而非修訂某些具體政策。在理性、成熟的民主政治狀態下，不會稍不如意就隨時要求更換政府，一旦確定規則和程序，政府的形成與更換，都要按照既定的規則，遵從既定的程序，而非簡單“順應民意”，即便一個政府做出了不當舉措，也不能由街頭政治說了算，這只會導致政治混亂。泰國以“紅衫軍”和“黃衫軍”為表征的街頭對抗，已經成為泰國政治的一種常態，這種民粹主義的政治表達，是政治文化發展不足的表現。

泰國頻繁的政治動蕩，當然還與這個國家處在現代化中途緊密相關。在他信執政年代，新興資本集團選擇與農民結盟，此舉深得泰國廣大弱勢群體的歡心，也成為他信政黨及其后繼者的主要權力資源。在一個國家剛剛處于現代化的階段，政黨與農村的結合，有助于一個政黨的政治地位，也有助于國家穩定。但問題在于，經過上世紀下半葉的經濟發展，今天的泰國已初步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城市而非農村已成為國家的經濟、政治甚至人口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泰國執政黨對農村的“偏愛”，只會加劇城市中傳統資本集團、中產階級、行政官僚群體等保守力量對政府的反抗，而且反抗的強度和壓力已遠遠大于以往。泰國反對黨對英拉政府的不滿，有一個原因就是英拉推出了規模數十億美元的水稻種植補貼計劃，此舉對農民有利，卻也拿走了城市中產階層的一塊“蛋糕”。

泰國的困境絕不只是某一兩個國家的困境。在推動政治發展方面，形成合理的政治權力、理性的政治氛圍、有序的民主程序，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情，泰國現今所提供的，教訓仍大于經驗，值得很多國家觀照、思考。

程亞文（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