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子討車”與底層淪陷

摩托車被廈門金山派出所民警暫扣了，非法載客的蘇某竟跑到派出所大鬧，還讓他的老婆把兩個小孩，一個一歲，一個三歲，丟在值班臺上。說摩托車不還給他，就得幫他養孩子，而且一丟就是整個晚上。派出所民警不得不當起了“奶爸”。18日，這個爸爸因涉嫌擾亂派出所單位秩序被拘留了。（11月19日《海峽導報》）

該事件有這么個細節：“媽媽，我要媽媽！”兩個孩子哭著追著媽媽一路小跑，但蘇某的老婆頭也不回，狠心走出派出所大門。

相信家有幼兒的，看到這片段都會心酸。對自己孩子都這樣，你真的很難指望他們自覺地遵循法律。

想起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的觀點：當生存生態惡化，底層淪陷要比整個社會淪陷的速度更快，淪陷程度更深，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御淪陷的全過程。“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御淪陷的全過程”，蘇某是否有更多資源我們不知道，但生活應該不寬裕。事實上他已經邁出了“淪陷”的步伐，而“淪陷”的受害者首先是自己舐犢之情的幼兒。

如果說蘇某只是邁出步伐，那么昨天廣州的兩則新聞卻讓人震驚。一個是深圳寶安區，短短五年，被發現的未婚媽媽殺嬰案就有10起；另一則是廣州貧窮女菜農徐月妹，因為孩子受傷的賠償問題，在小學教學樓推女兒下樓、抱兒子跳下。兒子死去，女兒重傷，自己生死未卜。

當底層在心靈、道德和行為上走向淪陷，承擔這些壓力的還有基層管理者。廈門金山派出所遇到的這案例，我們也看到耐人尋味的另一個細節。蘇某第一次被查就訴說有孩子要養，當時警察讓他回家。可以說，在情與法之間，他們最大程度地給予了寬容。但這沒能讓蘇某抵御他的淪陷，在新的違法面前，警察也不得不選擇了“法不容情”。事實說明，對底層在窮困中的淪陷，執法上個別的柔情與寬松可以帶來些許溫暖，但很難阻止其趨勢。

新聞最怕串起來讀。明年澳門將繼續實施現金分享計劃，也就是向每個居民發“民生紅包”，對此我們這邊有專家稱這是“懶政”，沒借鑒意義。

貶低往往就是抗拒。從2008年初上海政協委員刑普提出發“全民紅包”，貶低之聲就不絕于耳，有人說大家都發錢了，財富沒增加，等于啥也沒做。但耐心算一下就知道，億萬富翁收到1萬元和月入兩千的人收到1萬元，會一樣嗎？“全民紅包”某種程度上是繞開具體阻力，直接攤薄貧富差距。所以當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也這樣建議中國時，拿經濟規律說事的聲音就沒了。不料現在又冒出個“懶政說”。

我們不知每個人口五千或一萬的“民生紅包”對蘇某、對徐月妹等家庭有沒意義，他們會不會像某些專家一樣反感這樣的“懶政”。但我們知道，這類政策在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地已實施一段時間，我們內地的窮人應該比他們更需要這一“懶政”。

“懶政”的另一個意思就是舉手之勞。當人們為這樣的“舉手之勞”呼吁了五六年依然被充耳不聞，很讓人擔心，我們到底愿意拿出什么勤勉之策，來抵御日漸擴大的底層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