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受賄別只怨不良律師

將司法權的運行納入法治控制的軌道，才能最終改善法官與律師的不正當關系，共同撐起司法正義的大廈。

律師與法官“結對子”腐敗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但重慶檢察機關職偵局披露的信息仍令人震驚:在查處的法院腐敗窩案中，律師是向法官的主要行賄人，也是法官與行賄當事人的“中間人”，平均一個出事的受賄法官會牽出5個以上的行賄律師。

這樣的數據從側面表明，在司法賄賂犯罪當中，一些不良律師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如何斬斷律師與法官之間的利益臍帶，尋求二者的良性關系，成為法治道路上的一道難題。

在公眾的期待中，律師和法官同處法律職業共同體，擁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和思維方式，理應分享共同的法治信念和正義價值。然而一些案例中，二者關系卻出現兩種極端:要么是充滿敵意、“死磕”到底的“不合作關系”;要么是沆瀣一氣、利益勾兌的“結盟關系”。法官與律師一旦形成利益共同體，律師充當“掮客”助推司法腐敗，對司法的公平正義將構成極大威脅。

對于上述現象，業界存在這樣的爭論:到底是律師拉法官下水，還是法官逼律師行賄?認識到二者腐敗結盟的客觀現實之后，解決問題首先需要找出根本原因。排除一些不良律師的行徑，對法官腐敗顯然不能“把屎盆全扣到律師身上”，因為法官受賄是以審判權的變現交易可能為前提，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司法腐敗的主因無疑來自法官一方。

在法官與律師的交往方面，我們并不缺乏規則。早在2004年，最高法就和司法部就發布文件，規定了法官和律師交往中的種種“不得”。之后，最高法又針對司法廉潔建設專門規定“嚴禁法官和律師有不正當交往”。然而，這些旨在規范權力運行、防止司法腐敗而為法官制定的“緊箍咒”，最終都難逃“喧囂一時、過后無效”的厄運。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司法權力的規范和監督并未納入法治軌道，走的依舊是“運動式治理”“文件式反腐”的老路。

人們對法官腐敗容忍度更低，因為司法乃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防治司法腐敗，不能單純尋求對法官人際關系的隔離，而應將功夫下在司法權的法治化監督上，尤其是要重點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一個案件，在量刑幅度或是責任分配上，合乎法律標準的判決可能存在很大的裁量空間，其間便蘊含極大的利益勾兌風險。盯住這些關鍵環節，將司法權的運行納入法治控制的軌道，才能最終改善法官與律師的不正當關系，共同撐起司法正義的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