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車軟件呼喚“包容性政策”

面對市場的需求、公眾的選擇，社會管理者的管理創新、制度供給必須緊緊跟上

清脆的“滴滴”呼叫，親切的導航指引，頗受青睞的“打車神器”——各種召車軟件，近日遇冷。有的城市發出叫停禁令，或要“嚴厲查處”，或要“專項整治”。（5月23日《人民日報》）

客觀講，這樣的禁令可以理解。召車軟件的加價打車功能，確實有缺少規范、變相議價之嫌。而且，在配套跟不上時，相關投訴爭議難解決，缺乏認證也很容易導致“黑車”泛濫，甚至會帶來行車安全隱患。這些，都可謂召車軟件身上的“紅字”。

然而，反過頭想想，召車軟件之所以會流行，本身就是因為有需求。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公共服務藍皮書顯示，53.77％的人打車需要等10分鐘以上。對司機而言，能提供就近客源，降低空駛，節約成本；于顧客來說，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可以減少街頭苦等。這些，則可謂召車軟件的生存土壤。

一方面是灰色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旺盛的市場需求。兩相對比可以看到，以“禁”為主的管理，相對“簡單粗暴”。這樣的否定思維，既無法給乘客解決實際的出行難題，效果想必也有限。畢竟，這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私下交易，絕非一紙禁令就能簡單屏蔽掉的。更何況，即便有“變相議價”，加價要求也都是顧客主動發出的。

禁用召車軟件，讓人想起同樣曾引來禁令的拼車。有地方曾糾結于“事故責任主體”確認較難，為圖方便禁了拼車，結果不僅堵住了出行新方式，也無助解決“黑車”泛濫，更難以管住公眾的拼車行為。現在，禁用召車軟件固然簡單，但這真的是最合理的選擇嗎？

在這個意義上，召車軟件正可以成為一個觀察社會管理創新的點。面對市場的需求、公眾的選擇，社會管理者的管理創新、制度供給必須緊緊跟上。不從新技術、新需求的倒逼中開展社會管理創新，不僅有惰政之嫌，更容易使得這個有著很高市場需求的新服務被迫轉入“地下”，給未來增添更高的治理成本。

換個角度看，即便無法解決僧多粥少的總量矛盾，即便尚且處于自發運作的試驗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召車軟件也能優化調動現有資源配置，更代表著“路網融合”的智能交通發展方向。如果不是簡單禁止，而是為我所用，是不是能為解決打車難提供一種思路和探索呢？如若對待自發出現的一些新探索，一出問題就“喊停”，一碰禁區就“封殺”，必然難以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更難以對接市場自發而生的技術創新。一個包容性的政策環境，肯定會比一個封閉性的行政手段，更能激發出創新的熱情和潛力。

社會管理創新當循一定之規，但也不該削足適履。召車軟件固然還存在問題、亟待規范，但更需要在現有框架內調動最佳管理手段，在問題中發現解決問題的契機和條件。打車如此，交通擁堵等大都市通病，又何嘗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