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護需法治整體推進

“另立新法”或“修修補補”，恐怕很難改變“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性執法”的現實。改進之道，實應在立法、守法、執法和司法四個層面，步調一致地整體推進。

“溺亡”“虐待”“性侵”——這些殘酷的字眼，在近期發生的一些社會新聞中與未成年人緊緊關聯在一起。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近期的數起社會事件折射出，中國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制度層面上仍存在不足：即有效監護制度的缺失、“虐待兒童”的無罪名可定等問題，這暴露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尚待進一步完善的事實。

我贊同這種指向修法的理性思考。但要提醒的是，中國目前并不是一個無法可依或存在大量立法空白的國家。籠統地談立法完善，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對于立法而言，總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再完善的法律，也有討論的空間。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法律也是一樣。

比如針對近日討論較多的未成年人夜不歸宿問題，就并不是法律空白，也不僅僅是一個立法的問題。依《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6條第2款的規定，“未成年人擅自外出夜不歸宿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其所在的寄宿制學校應當及時查找，或者向公安機關請求幫助。收留夜不歸宿的未成年人的，應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或者在二十四小時內及時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所在學校或者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

之所以有此規定，是因為未成年人在法律上還被定義為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要受到監護人的監護。如果未成年人夜不歸宿，將脫離監護人的監護。這樣既容易成為他人侵害的對象，自身也易受到不良行為的影響和誘惑，從而走上違法甚至是犯罪的道路。立法強調監護人在約束未成年人夜不歸宿上的法律責任上，是極其必要的。

然而從多起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案例來看，上述“夜不歸宿”條款在實踐中完全被漠視了。別說是普通公民，就算是學校、公安機關等負有特定查找和幫助義務的，也未必知悉，更遑論踐行。

那么問題出在了哪里？當然首先就是法律責任的缺失。即當監護人、學校或公安機關違反了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定義務時，如何來究責？《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3條倒是對監護人的責任作了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的父母應當依法繼續負擔撫養費用。”從字面上看，這一規定已較為具體，然而我們從實踐層面卻似乎找不到支撐這一條款的實證——至少在我生活經驗和閱讀范圍內，都找不到某法院撤銷某家長監護人資格的實例。

以此觀察，若不去關注執法和司法層面的法律適用，而總是想著“另立新法”或“修修補補”，恐怕很難改變“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性執法”的現實。改進之道，實應在立法、守法、執法和司法四個層面，步調一致地整體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