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官員考核的指標主義

多地信訪系統官員向媒體確認，自今年3月至今，暫未收到國家信訪局關于各地方“非正常上訪”人次數的排名表。是否將永久取消這一排名表，目前尚不知情，但目前已有部分地方開始取消了信訪考核與排名。

《信訪條例》規定，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將在一定范圍通報，相關工作要納入績效考核體系。但在實際操作中，通報與考核，變成簡單的“信訪排名”，各地考核的努力方向就是保證排名不靠前，盡力避免“信訪大戶”的帽子，于是，“非正常上訪”人次數成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

與任何考核一樣，信訪考核的目的是確保信訪工作有壓力、動力，以真正體現信訪制度的用意。但目前來看，這種考核已成指標主義，壓力、動力是出來了，不過是反方向的，現在各地在減小上訪人數上都用足了工夫，“截訪”熱情高過了“接訪”。據報道，湖南光花在“上訪媽媽”唐慧身上的公共財政已達到上百萬元，可見動力多么充足。

不獨信訪如此，指標主義的考核普遍存在。以指標為中心，方便了結果管理——指標就是量化的結果，即如上訪人數。指標主義誠然會提高行政命令的效率，但某種意義上，也是傳達任務、施加壓力、結果管理的工具。圍繞考核，官員升遷、為地方爭取資源等等，都受影響，利益實實在在，考核看重什么指標，當然要力所能及做大這一指標。飽受詬病的GDP主義正是如此，人人都知道GDP不等于發展質量，但大投資、大項目總是備受青睞。

也不能簡單責怪為指標而奔命的官員。工作任務自上而下分配了，就要傾力完成，級別越往下，越顯出聽命者的角色。一些上下級關系較多體現指揮與被指揮、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較少體現合作、對話的關系，下級沒有自主發揮的空間。長期的行政習慣，讓一些官員學會只對上負責，對待民意則缺乏重視，一些地方在考核設計中確實引入了民意評價因素，但往往也是走了形、變了味。

政府依層級設置，或者負責宏觀決策，或者負責細分決策、具體跟進、執行落地，本質上是一個分工合作的關系，需要各司其職。行政治理，一地有一地的情況，一個崗位有一個崗位的特殊性。中央政策到了省，到了市、區、縣，都要考慮如何落地；上級往下交代的任務，面臨具體情況，也需要靈活應對。總之，原則上不逾矩，執行上要有具體的發揮。在這個意義上，考核不應只是敦促某種簡單、量化的結果出現。但指標主義考核所體現的，正是原則變得很靈活，追求單一結果、單一指標則是不打折扣的，行政分工變成授命、聽命的關系，考核變成向結果施壓。

地方治理良序運轉，政治生態健康，信訪人數客觀上會減少。但是，簡單粗暴的截訪，把維穩做成技術活，甚至搞培訓班，變相設立截訪站點，同樣也會減少信訪人數。一個注重過程，一個只看結果，但都把指標當成了決定因素，正是各級政府之間真實存在的關系——地方政府到底是只負責結果的執行者，還是通過下達的政策、分配的資源去為一方謀利益？這無法用指標區分開來，卻也是更深層次的考核。